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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十大著名诗人

     诗人,就一般意义来讲,通常是指写诗的人,但从文学概念上讲,则应是在诗歌(诗词)创作上有一定成就的写诗的人和诗作家。中国古代诗人有哪些?中国古代最著名的诗人有哪些?本文为大家盘点中国古代十大著名诗人,有屈原、李白、杜甫、苏轼、陶渊明、王维……其中,屈原是我国第一个真正的诗人,第一个浪漫主义诗歌高峰的缔造者。

目录

1、屈原编辑本段

   屈原(约公元前340—公元前278年),芈姓,屈氏,名平,字原,又自云名正则,字灵均,出生于楚国丹阳秭归(今湖北宜昌),战国时期楚国诗人、政治家。屈原是中国历史上一位伟大的爱国诗人,中国浪漫主义文学的奠基人,“楚辞”的创立者和代表作家,开辟了“香草美人”的传统,被誉为“楚辞之祖”。屈原的主要作品有《离骚》、《九歌》、《九章》、《天问》等。

人物简介

屈氏家族

屈原出生于楚国贵族,和楚王一样,芈姓,但楚王是熊氏。该姓出自黄帝颛顼系统的祝融氏;芈姓族群从商代迁徙至南方楚地,当传到熊绎时,因功受周封于楚,遂居丹阳(也就是现在湖北宜昌)。这就是屈原的故乡。

春秋初期,约公元前七世纪,楚武王熊通的儿子被封在“屈”这个地方,叫屈瑕,他的后代就以屈为氏了。楚王的本家中,和屈氏家族类似的,还有春秋时代的若敖氏和薳氏,战国时代的昭氏和景氏。昭、屈、景是楚国王族的三大姓,屈氏能够从春秋前期一直延续到战国后期,一直处于楚国的高层,这个家族可谓经久不衰。屈原曾任三闾大夫,据说就是掌管王族三姓的事务。

屈原既是楚王的本家,当时叫作“公族”或“公室”,那么他和楚国的关系,当然也就不同一般。屈氏子孙如屈重、屈完、屈到、屈建等,在楚国都曾担任过要职。到了屈原这一代,屈氏当大官的人不多,只有屈原和后来被秦国俘虏的大将屈匄。据屈原《九章·惜诵》诗句“忽忘身之贱贫”,可知当时这个贵族家庭已经衰落。

生辰八字

屈原的出生日期,据近代许多人研究,约在周显王二十七年(前342年)到三十年(前339年)之间。照甲子推算,那年应该是戊寅年。恰巧,屈原的出生不但是寅年,而且又是寅月寅日。照中国历法的老话是“人生于寅”,所以夏正便以建寅之月(即正月)为岁首。屈原既然是寅年寅月寅日生,真正符合于“人”的生辰,所以屈原在作品《离骚》中说:“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摄提贞于孟陬”意为太岁星逢寅,说明这一年是寅年;孟是始,陬是正月,夏历以建寅之月为岁首,说明这年正月是寅月;“惟庚寅吾以降”则说明屈原出生那一天是寅日。屈原出生在寅年寅月寅日,据邹汉勋、刘师培用殷历和夏历推算,定为周显王二十六年(前343年)正月二十一日。清代陈玚用周历推算定为同年正月二十二日。学界一般定为周显王二十九年(前340年)。

屈原取名

屈原觉得自己的生辰有些与众不同,所以他在《离骚》中说:“皇览揆余初度兮,肇锡余以嘉名,名余曰正则兮,字余曰灵均。”意思是说:父亲看到我生辰不凡,给我起了个好名字,名字叫做“平”,字名叫做“原”。东汉王逸在《楚辞章句》中解释屈原的名字时说:“正,平也;则,法也”,“灵,神也;均,调也。言正平可法者莫过于天,养物均调者,莫神于地。”所以名“平以法天”,字“原以法地”。同他的生年月日配合起来,照字面上讲,“平”是公正的意思,平正就是天的象征;“原”是又宽又平的地形,就是地的象征,屈原的生辰和名字正符合“天开于子,地辟于丑,人生于寅”的天地人三统。这在当时被认为是一个好兆头。

司马迁曾在《史记·屈原列传》中说:“屈原,名平,楚之同姓者也。”楚国王室为芈姓熊氏,芈姓是就母系而言,熊氏是就父系而言。屈原系王族之后,和楚怀王熊槐为本家。春秋时期,楚武王封儿子“瑕”到屈邑去做首领,因为瑕王子本来在朝中做官,做得不错,就让他去享用屈邑的物产,人们于是称他为“屈瑕”。由此,楚王为芈姓熊氏,屈氏就成为了熊氏的一个支氏。

先秦时期男子称氏不称姓,所以他叫屈原,不叫芈原。魏晋之后姓氏合一,就不再存在这个问题。

主要经历

早年经历

周显王二十九年(前340年),一说周显王三十年(前339年),正月初七日,屈原生于楚国秭归。次年,居乐平里。

周显王三十九年(前330年),屈原居乐平里。自幼嗜书成癖,读书多而杂,“石洞读书”与“巴山野老授经”当在这一年的时间。

周显王四十年(前329年),居乐平里。屈原虽出身贵族,但因自幼生活在民众之中,加以家庭的良好影响,故而十分同情贫穷的百姓,从这时起,小小年纪便做了许多体恤民众的好事,博得了众口一词的赞誉。

初露才华

周显王四十八年(前321年),秦军犯境,屈原组织乐平里的青年奋力抗击,他一方面居高临下地对青年们进行思想教育,一方面巧用各种战术,机智果敢地给敌人以沉重打击,一展其非凡才华。

周慎靓王元年(前320年),仲春三月,屈原应怀王之召出山进京。这一年他在鄂渚为县丞。

周慎靓王二年(前319年),升任楚怀王左徒。这一年的深秋,屈原首次使齐。

周慎靓王三年(前318年),忙于楚之内政外交工作。五国联兵攻秦,屈原随军而前。

变法改革

周慎靓王四年(前317年),忙于变法改革,制订并出台各种法令。

周慎靓王五年(前316年),继续进行变法改革,与旧贵族和一切顽固势力进行斗争。

周慎靓王六年(前315年),深入进行变法改革,民心沸腾;楚之形势大变,旧贵族面临着覆灭的命运。

谗而见疏

周赧王元年(前314年),屈原因上官大夫之谗而见疏,被罢黜左徒之官,任三闾大夫之职。

周赧王二年(前313年),屈原第一次流放汉北地区(今河南西峡、淅川、内乡一带)。秦国张仪破楚齐联盟,楚怀王两次兴师伐秦,结果都被秦打败,汉中郡沦陷,史称“丹阳之战”。

周赧王三年(前312年),楚国发兵反击秦国,在蓝田(今陕西蓝田一带)大败。楚怀王重新启用屈原,让他出使齐国,目的是让齐楚两国缔结新的联盟。

周赧王四年(前311年),秦惠文王更元十四年,攻取楚召陵。惠文王愿分汉中之半给楚,与楚结盟。楚怀王比起汉中的土地,更想要获得张仪。张仪来到楚国,由于重金贿赂了靳尚,并得到楚怀王宠姬郑袖进言,得到释放回到秦国。秦惠文王死,在位共二十七年。子武王荡立。屈原出使齐国,回来楚国的时候张仪已经离开,劝谏怀王说:“为什么不杀张仪?”怀王后悔,派人追张仪没有追到。

周赧王五年(前310年),秦武王元年。张仪由于不被武王满意,离开秦国赶赴魏国。屈原仍事怀王为三闾大夫。怀王领悟到被张仪欺骗,出于一时权宜之计起用屈原为齐使,当屈原从齐国回来后马上便被楚怀王疏远。

周赧王六年(前309年),秦武王二年,齐宣王欲为纵长,恶楚之与秦合,遣使遗楚王书,怀王犹豫不决,昭睢力谏,遂不合秦而合齐以善韩。屈原不能参与朝政,极可能通过昭睢等大臣敦怀王合齐。

周赧王七年(前308年),秦武王三年,甘茂取韩宜阳。屈原居住在郢都,设坛教学。

周郝王十七年(前298年),秦昭王发兵出武关,攻楚,斩首5万,取析(今河南淅川)及左右15城而去。

流放汉北

周赧王十一年(前304年),屈原流浪汉北(汉江以上,今河南南阳西峡、淅川一带)。秦楚复合,与屈原谋划相反,而奸人必有谗言害之,避地汉北,当有不得已之情在,故《九章·抽思》有欲归不得之意。

周赧王十三年(前302年),齐、魏、韩三国联军攻打楚国,楚怀王派太子横到秦国为人质,请求秦出兵援救。秦王命客卿通率兵救楚,击退了三国联军。次年,秦国一大夫与太子横因为私事争斗被杀死。太子横惧怕秦昭王怪罪,私自逃回楚国。此事使秦、楚两国关系恶化,导致了此后秦国对楚国的频繁进攻。“屈原憎恨楚怀王听信小人谗言,让不真实的语言蒙蔽了正确的语言,这些谣言将会损害楚国的利益,是方正的人不能容忍的,所以屈原在忧愁幽思而作《离骚》。”

周赧王十六年(前299年),屈原此时已从汉北的流放地返回,和昭雎等一起,力劝怀王不要赴会,说:“秦,虎狼之国,不可信,不如无行。”可怀王的幼子子兰怕失去秦王欢心,竭力怂恿怀王前去。结果怀王一入武关,就被秦军扣留,劫往咸阳,要胁他割让巫郡和黔中郡。楚怀王被劫往咸阳,楚由齐迎归太子横立为顷襄王,公子子兰为令尹,不肯向秦割让土地,秦又发兵攻楚,大败楚军,斩首5万,取十六城。

放逐江南

周赧王十九年(前296年),楚怀王死于秦国,秦国将他的尸体送回楚国安葬。诸侯由此认为秦国不义。秦国、楚国绝交。屈原于周赧王十九年被免去三闾大夫之职,放逐江南。他从郢都出发,先到鄂渚,然后入洞庭。

周赧王二十年(前295年),屈原到达长沙,在这楚先王始封之地遍览山川形势,甚起宗国之情。

周赧王二十二年(前293年),楚顷襄王六年,秦国派白起前往伊阙攻打韩国,取得重大胜利,斩首24万。秦国于是送给楚王书信说:“楚国背叛秦国,秦国准备率领诸侯讨伐楚国,决一胜负。希望您整顿士卒,得以痛快地一战。”楚顷襄王不忘欲反”的感情,又指出,怀王最后落到客死他国的下场,就是因为“其所谓忠者不忠,而所谓贤者不贤也”。

周赧王二十一年到周赧王三十六年(前294年到前279年),屈原第二次被流放到南方的荒僻地区。这次流放的路线,按《九章·哀郢》分析,是从郢都(湖北江陵县)出发,先往东南顺江而下经过夏首(湖北沙市东南)、遥望龙门(郢都的东门)经由洞庭湖进入长江,然后又离开了夏浦(湖北汉口),最后到了陵阳(据说是今安徽青阳县南)。时间长达16年,在这之间并写下了大量优秀的文学作品,如《九章·悲回风》。

自投汨罗

周赧王三十五年(前280年),楚顷襄王十九年,秦将司马错攻楚,楚割让上庸、汉北地;第二年,秦白起攻楚,取邪、邓、西陵。

周赧王三十七年(前278年),白起更进一步攻下了郢都,楚顷襄王只好跟那些执政的贵族们一起,狼狈不堪地逃难,“保于陈城(今河南淮阳区)”。在极度苦闷、完全绝望的心情下,于农历五月五日投汨罗江自尽了。这一年大概是楚顷襄王二十一年(前278年),屈原当时62岁左右。

主要成就

文学成就

屈原是个诗人,从他开始,中华才有了以文学著名于世的作家。他创立了“楚辞”这种文体(也称“骚体”),被誉为“衣被词人,非一代也”。屈原的作品,根据刘向、刘歆父子的校定和王逸的注本,有25篇,即《离骚》一篇,《天问》一篇,《九歌》十一篇(《东皇太一》《云中君》《湘君》《湘夫人》《大司命》《少司命》《东君》《河伯》《山鬼》《国殇》《礼魂》),《九章》九篇(《惜诵》《涉江》《哀郢》《抽思》《怀沙》《思美人》《惜往日》《橘颂》《悲回风》),《远游》《卜居》《渔父》各一篇。据《史记·屈原列传》司马迁语,还有《招魂》一篇。有些学者认为《大招》也是屈原作品;但也有人怀疑《远游》以下诸篇及《九章》中若干篇章非出自屈原手笔。据郭沫若考证,屈原作品,共流传下来23篇。其中《九歌》11篇,《九章》9篇,《离骚》《天问》《招魂》各一篇。

大体说来,《离骚》《天问》《九歌》可以作为屈原作品三种类型的代表。《九章》《远游》《卜居》《渔父》《招魂》《大招》,其内容与风格可与《离骚》列为一组,大都是有事可据,有义可陈,重在表现作者内心的情愫。《离骚》是屈原以自己的理想、遭遇、痛苦、热情以至整个生命所熔铸而成的宏伟诗篇,其中闪耀着鲜明的个性光辉,是屈原全部创作的重点。《天问》是屈原根据神话、传说材料创作的诗篇,着重表现作者的学术造诣及其历史观和自然观。《九歌》是楚国祀神乐曲,经屈原加工、润色而成,在人物感情的抒发和环境气氛的描述上,充满浓厚的生活气息。然而是代人或代神表述,并非作者自我抒情,它更多地显示了南楚文学传统的痕迹。《离骚》一组,《九歌》一组,构成了屈原作品的基本风格。

屈原作品和神话有密切关系。许多虚幻的内容就是承袭神话发展而来的。屈原又是关注现实的诗人,作品里反映了现实社会中的种种矛盾,尤以揭露楚国的黑暗政治最为深刻。

屈原作品的风貌和《诗经》明显不同。这与长江流域的民风和黄河流域的民风不同有关。当时,北方早已进入宗法社会,而楚地尚有氏族社会的遗风,民性强悍,思想活泼,不为礼法所拘。所以,抒写男女情思、志士爱国是如此直切,而使用的材料,又是如此丰富,什么都可以奔入笔底。写人神之恋,写狂怪之士,写远古历史传说,写与天神鬼怪游观,一切神都具有民间普通的人性,神也不过是超出常人的人而已。它们使作品显得色泽艳丽,情思馥郁,气势奔放。这样的作品,表现了与北方文学不同的特色。从体制上看,屈原以前的诗歌,不管是《诗经》或南方民歌,大多是短篇,而屈原发展为长篇巨制。《离骚》一篇就有二千四百多字。在表现手法上,屈原把赋、比、兴巧妙地糅合成一体,大量运用“香草美人”的比兴手法,把抽象的品德、意识和复杂的现实关系生动形象地表现出来。在语言形式上,屈原作品突破了《诗经》以四字句为主的格局,每句五、六、七、八、九字不等,也有三字、十字句的,句法参差错落,灵活多变;句中句尾多用“兮”字,以及“之”“于”“乎”“夫”“而”等虚字,用来协调音节,造成起伏回宕、一唱三叹的韵致。总之,他的作品从内容到形式都有巨大的创造性。

屈原作品,在楚人建立汉王朝定都关中后,便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楚辞”的不断传习、发展,北方的文学逐渐楚化。新兴的五、七言诗都和楚骚有关。汉代的赋作家无不受“楚辞”影响,汉以后“绍骚”之作,历代都有,作者往往用屈原的诗句抒发自己胸中的块垒,甚至用屈原的遭遇自喻,这是屈原文学的直接发展。此外,以屈原生平事迹为题材的诗、歌、词、曲、戏剧、琴辞、大曲、话本等,绘画艺术中如屈原像、《九歌图》、《天问图》等,也难以数计。所以鲁迅称屈原作品“逸响伟辞,卓绝一世”,“其影响于后来之文章,乃甚或在《三百篇》(《诗经》)以上”(《汉文学史纲要》)。著名诗人郭沫若曾为其编剧《雷电颂》,以纪念其事迹。

屈原作品想象最为丰富,词采十分瑰丽。《离骚》中大量运用神话传说,把日月风云,都调集到诗篇中来,使辞采非常绚灿,他还突出地描写了三次求女的故事,以表达自己执兼比兴”。他善于用美人、香草,以喻君子;恶木秽草,以喻小人,通过比兴手法把君王信谗、奸佞当道、爱国志士报国无门的情景,写得淋漓尽致。

屈原的作品充满了积极的浪漫主义精神。其主要表现是他将对理想的热烈追求融入了艺术的想象和神奇的意境之中。风调激楚,是屈原楚辞风格。屈原由于受霄小的排挤陷害,使曾经对他十分信任并依靠他变法图强的楚怀王,对他产生怀疑以至疏远放逐;楚襄王当政后,更为昏庸,朝政日益腐败,楚国面临亡国的危机,而对屈原这样的爱国志士迫害有加。屈原正直的性格,高洁的人格,爱国的行动,反倒都成了罪过。他将自己满腔愤激的情绪,发而为诗,形成了激楚的情调。这种激楚的情调,在《九章》中表现得十分强烈。

屈原的作品还以一系列比兴手法来表情达意。如他以鲜花、香草来比喻品行高洁的君子;以臭物、萧艾比喻奸佞或变节的小人;以佩带香草来象征诗人的品德修养 。这种“香草美人”的比兴手法,使现实中的忠奸、美丑、善恶形成鲜明对照,产生了言简意赅、言有尽而意无穷的艺术效果。如《九章·哀郢》开头写道:“皇天之不纯命兮,何百姓之震意。民离散而相失兮,方仲春而东迁。”诗人对国破家亡之痛,民离失散之苦,表现出十分愤懑的情绪,写出他独有的奇崛愤激、凄凉幽冷的诗歌。在许多诗中,他对当时社会不重视贤才、自己怀才不遇表示了极大的愤慨。诗人在愤激又流露出凄凉幽怨的情调。屈原楚辞虽然情调激楚,然由于胸襟的博大,感情的深沉,因此意趣幽深,读来毫无浮泛或轻躁之感。这种幽深的意趣,深含在他写的各类诗中。且不说《离骚》表达的那种深厚的爱国热情以及诗人对国家民族的涓涓之诚,深深地扣动着读者的心弦,就是《天问》那种以问句构成的形式奇特的诗歌,在反问中包含着相当深刻的思想,充分表现出他的渊博和睿智,使诗歌意趣丰富,神理超拔,给读者以美的启示。

作为一个伟大的诗人,屈原的出现,不仅标志着中国诗歌进入了一个由集体歌唱到个人独创的新时代,而且他所开创的新诗体——楚辞,突破了《诗经》的表现形式,极大地丰富了诗歌的表现力,为中国古代的诗歌创作开辟了一片新天地。后人也因此将《楚辞》与《诗经》中的中的“国风”并称为“风骚”。“风”“骚”是中国诗歌史上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两大优良传统的源头。同时,以屈原为代表的楚辞还影响到汉赋的形成。

政治成就

屈原为实现振兴楚国的大业,对内积极辅佐怀王变法图强,对外坚决主张联齐抗秦,使楚国一度出现了国富兵强的局面。关于屈原此次变法的内容,《史记》和《战国策》记载非常简略,后人无法窥其全貌。而从《离骚》和《九章》中可以得到一些信息:一是他的改革变法是受楚怀王之命的;二是“奉先功”,即继承前辈革新家的遗业的;三是以“明法之嫌疑”,即建立新的法制为中心内容的;四是以国家富强为唯目的一次自上而下的变法运动。楚史专家汤炳正经过繁琐严谨的考证,把屈原的变法总拿归结为六条:

第一,奖励耕战。奖励农耕,是为了增加赋税,富国富民,奖励征战是为了加强军事战略装备;商鞅和吴起的变法都是这一套路子,使百姓无论是务农还是出征,都有盼头、奔头和念头,只有建立奖罚制度,臣工和百姓才会心甘情愿的为爵位的驱使去竭尽全力。

第二,举贤能。战国时代魏文侯首开礼贤下士之风,使魏国在战国初期首霸百余年;其次田齐的齐桓公辟稷下为学宫,招贤纳士,到了齐威王时期,稷下学宫依然是超越大梁稳坐天下风华,成为天下士子趋之若鹜之地。屈原此时,这样的改革也算是正当其时。不过与当时赵武灵王的军事改革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十来年后,赵国强势的崛起为战国强国的时候,楚国以文弱之势却日渐消沉了下去。

第三,反壅蔽。也就是要破除君臣、于老百姓之间的沟通障碍,要让楚王下达的命令准确即时的传达到臣工的府衙,臣工的府衙也在第一时间把王宫下达的命令传达给广大百姓;让楚王与百姓互通有无,打破君王被奸佞所包围的态势;君主能清晰明快的了解民生疾苦,不偏听偏信。而臣民的意见也可以高速地直达楚廷。

第四,禁朋党。鉴于楚国的贵胄和老世族往往结党营私,狼狈为奸,对不同政见的臣工大肆攻讦,以律法的形式加以约束杜绝。

第五,明赏罚。无论是名法家的商鞅抑或是兵家的吴起,都注重严格的律条来约束将士的功过。在变法这样的问题上,屈原集合法家、兵家之精华而独成一体。

第六,移风易俗。屈原对楚国不正之风深恶痛绝,一个个能言善辩巧言令色的臣工老世族,不惜损害国家的主题利益来投机取巧。此次的变法也把楚国的不良之风用法律形式来约束。

贡献影响

人格精神

一、屈原的生命意识对后世文学创作的影响

屈原的作品所体现出来的生命意识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时光飞逝、美人迟暮的时间紧迫感和冷峻的死亡意识。面对大自然的四季变换,能引发人类共通的时间意识和生命意识,中国古代文人对美人迟暮之感的抒发,代不乏人,历久弥新。但是还没有谁像屈原那样面对时间飞逝而产生紧迫甚至恐惧的感受。

二、屈原文学作品中的爱国精神对后世的影响

屈原作为一个伟大的爱国者、爱国诗人为后世所景仰。他那深厚执着的爱国热情,在政治斗争中坚持理想、宁死不屈、追求真理和对现实大胆批判的精神,给后世作家作出了示范。在《离骚》中有许多表现屈原拳拳爱国之心的诗句。

汉初贾谊在政治斗争失败后,被贬谪长沙,当他经过汨罗江时,有感于自己和屈原有相似的遭遇,写了一篇很沉痛的《吊屈原赋》,一方面对屈原进行悼念引屈原为知己;一方面学习屈原的创作精神,对是非不分的黑暗社会现实做了大胆的揭露和鞭挞。伟大的史学家和文学家司马迁更是对屈原敬佩之至,在《史记》中为屈原立传,正确地肯定了屈原在历史上的地位。他说: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适长沙,观屈原所自沉渊,未尝不垂涕,想见其人。《史记》是一部历史散文著作,它寄托着作者的理想,洋溢着作者爱憎分明的感情和追求真理的精神,这也正是屈原伟大文学精神的继承。两汉以后,屈原精神在许多作家身上得到进一步发扬。唐代伟大诗人李白非常景慕屈原,他藐视权贵,反抗现实的精神,就是屈原精神的继承与发展。另外,中国历代诗人、作家,在遇到民族压迫的关头,总是写出慷慨激烈的爱国诗篇。还有许多作家,在黑暗的政治时代,坚持理想,坚持斗争,不隐瞒自己的爱憎,甚至在政治斗争中牺牲了他们的性命,为中国古代文学史增添了光彩。这种伟大的精神,都可以在屈原身上追溯其源。

文学创新

一、“香草美人”的象征手法

屈原的“香草美人”的象征手法继承并发挥了《诗经》的比兴手法,屈原的创作在相当程度上显示了情感的解放,从而造成了全新的、富有生气和强大感染力的诗歌风格。由于这种情感表达的需要,就不能满足于平实的写作手法,而需要大量借用楚地的神话材料,用绮丽的幻想,是诗歌的境界大为扩展,显示恢弘瑰丽的特征。这为中国古典诗歌的创作,开辟出一条新的道路。后代的个性和情感强烈的诗人,如李白、李贺等,都从中受到极大的启发。可以说,中国古代文学中讲究文采,注意华美的流派,最终都可以溯源于屈原。

二、新诗体的创作——骚体和新的诗歌样式

对于楚辞作品来说,它不仅有某些现成的五言句或七言句,更在于它除两字顿的节奏外,大量地创造和使用了三字顿的节奏。三字顿节奏的出现,是四言诗可以向五、七言转化的契机。因此可以说,《楚辞》是最早打破四言句式的诗歌作品,在它参差不齐的各种句式中,包括了五、七言诗的胚模,给后人以无穷的启发。另外,《楚辞》创造了一种新的诗歌样式。这种诗歌形式无论是在句式还是在结构上,都较《诗经》更为自由而且富于变化,因此能够更加有效地塑造艺术形象和抒发复杂,激烈的感情。就句式而言,《楚辞》以杂言为主,突破了传统的四言句式。就语言描写而言,楚辞善于渲染、形容,词语繁富,很重视外在形式的美感,这为汉代赋体文学的产生创造了条件。《楚辞》也突出了浪漫的精神气质,主要表现为:感情的热情奔放、对理想的追求以及抒情主人公形象的凸现、想象的奇幻等,通过幻想、神话等创造了一幅幅雄伟壮丽的图景。

三、浪漫主义的创作手法

屈原浪漫主义的创作手法对后世文学创作影响深远。特别是中国唐代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李白还有意识地学习屈原积极的浪漫主义的创作手法,李白的诗篇,也是大量罗智神话传说、历史人物、日月风云等入诗,构成一幅幅雄奇壮丽的图画。

后世纪念

宋玉悼词

屈原死后,当时社会不少人都不认可他,就像司马迁说的“不容于世”。唯有宋玉却为屈原写悼辞,他是第一个为屈原写悼辞的人。其辞曰:“夫君子之心也,修乎已不病乎人,晦其用不曜於众,时来则应,物来则济。应时而不谋己,济物而不务功,是以惠无所归,怨无所集。”宋玉在悼辞中表达了对屈原的理解和惋惜。宋玉在辞赋上学习屈原,并且在屈原的基础上对楚辞进行了发展,所以在当时人们将宋玉称作是继屈原以后最杰出的辞赋家。

文物建筑

屈原祠

屈原祠最早建于唐朝元和十五年(公元820年),建设三峡工程时,与重庆的张飞庙、白鹤梁、石宝寨一起成为三峡库区文物搬迁复建的四大单体建筑。复建的新屈原祠占地2万多平方米,投资5000多万元,是三峡湖北库区规模最大的地面文物复建工程。新屈原祠采用石木结构,继承了老屈原祠的地域特色和传统工艺。

屈原祠内共分12个展览陈列厅,分别为前殿、南北陈列室(其中包含屈原作品及历代诗人赞颂屈原作品碑廊)、大殿(祭祀厅)。秭归屈原祠,记录了一代又一代屈乡儿女缅怀先贤的动人事迹,也保存了屈原祠风雨沧桑的历史过程及其古风遗韵。

屈原墓

屈原墓有两处。一处是位于湖北省宜昌市秭归县凤凰山屈原故里景区内。屈原墓重建于清道光七年(1827年),1976年兴建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时搬迁到秭归老县城向家坪。2006年因三峡工程兴建,湖北省文物部门复建到凤凰山上,以恢复其历史原貌。

另一处位于湖南汨罗市城北玉笥山东5公里处的汨罗山顶。因在2公里范围内有12个高大的墓冢,这些墓冢前立有“故楚三闾大夫墓”或“楚三闾大夫墓”石碑,相传为屈原的“十二疑冢”。

屈原岗

屈原岗位于河南省南阳市西峡县回车镇。相传屈原流放于汉北,他听说楚怀王欲到武关(今陕西商洛东)与秦王会盟,便在此岗拦住怀王“扣马谏王”,秦如虎狼,决不能去。怀王不纳,屈原在岗上捶胸顿足,仰天长叹:“荃不察余之中情兮,恐皇舆之败绩。”后怀王被俘,客死秦国。后人为纪念这一事件,将此岗称做“屈原岗”。岗上原有一座屈子庙,内塑屈原披头散发、面孔朝天的行吟图像。现仅存“屈原岗”三个大字的青石碑一方。屈原岗是全国唯一历史遗存下来用屈原名字命名的古地名,已经成为西峡屈原文化的一张名片。

明代诗人李蓘《屈原岗》诗:“灵修何到此,应问古迹难。试向高冈想,将无是屈原。”

明嘉靖《南阳府志》:“内乡县(今西峡县历史上隶属于内乡县)有屈原冈——三闾大夫扣马谏怀王”。

清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内乡县志》卷一详细记载:“屈原冈在(内乡)县北60里,昔楚怀王兴师伐秦,为秦兵所击,败北归楚至此地,追念屈原亟呼之,后人因以名其地。盖史记所载大破楚师于丹淅时也。”

屈原庙

河南西峡屈原庙是中国最早的屈原庙。《后汉书·延笃传》:延笃“遭党事禁锢,卒于家,乡里图其形于屈原之庙”。这里关于南阳屈原庙的记载,是已知见于正史的最早的关于屈原纪念建筑的记录,这说明最迟在东汉,南阳已建立了屈原庙。

屈原庙位于屈原岗上,有三座各三间的清末建筑风格砖木结构瓦房,是历代文人墨客祭祀吊唁屈原西边那座正间后山墙镶有清戊寅年间(1878年)内乡知事高袖海题写的石碑文,石碑正中竖写:“楚三闾大夫屈子神位。”左右两侧镶刻有对联,上联为“清节表三闾想当年芷泽行吟香草馀骚客赋”;下联为“忠魂昭一代怅今日菊潭奉祀落英犹是楚臣餐”;横批为“清忠一世”。西山墙上镶嵌有民国重修着屈原庙石碑,碑文记载:“此屈夫子祠也,据屈夫子祠肇建于关帝庙东边,渺焉,斗室不堪容膝,乡人士爰改建于兹,规模极欲其合法,栋宇力求其宏畅,庶有以慰夫子在天之伟大忠魂于既祗,申屈拜者亦得以进退周旋而无憾也。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四月吉日。”屈原庙的墙壁上绘制有大量具有楚风格的壁画,屈原庙现存主要文物还有:明朝“犀牛望月”柱顶石、“八仙过海”洗舆用具、清朝“二龙戏珠”碑碣、功德碑等文物30余件。

中国屈原学会的专家曾到屈原庙考察,认定屈原庙里的壁画和湖南马王堆里有相似的地方,并在屈原庙的墙壁上发现有唐代的方砖。由此推断,屈原庙在唐代已经修建。

端午佳节

屈原投江自尽的日子相传是农历五月初五,即端午节。端午节最初是中国人民祛病防疫的节日。吴越一带春秋之前有在农历五月初五以龙舟竞渡形式举行部落图腾祭祀的习俗。后因屈原在这一天死去,便演变成了中国人民纪念屈原的传统节日。

把屈原和端午节捆绑在一起始于南朝的文献。端午节起源于屈原,最早就是流传在荆楚地区的传说。南朝梁宗懔编撰的记录古代楚地岁时节令风物故事的笔记体文集《荆楚岁时记》载:“按五月五日竞渡,俗为屈原投汨罗日,伤其死所,故命舟楫以拯之。”南朝梁吴均《续齐谐记》载:“屈原五月五日自投汨罗而死,楚人哀之,每至此日,辄以竹筒贮米,投水祭之。……世人五日作粽,并带五色丝及楝叶,皆汨罗之遗风也。”端午竞渡的习俗,也是荆楚地区人们纪念屈原的方式之一。《隋书·地理志下》载:“大抵荆州率敬鬼,尤重祠祀之事,昔屈原为制《九歌》,盖由此也。屈原以五月望日赴汨罗,土人追至洞庭不见,湖大船小,莫得济者,乃歌曰:‘何由得渡湖!’因而鼓棹争归,竞会亭上,习以相传,为竞渡之戏。”到了隋唐一统后,端午节纪念屈原的习俗就不仅限于荆楚地区,而成为全国性的节日风俗,一直流传至今。

 2、李白编辑本段

主要成就

诗歌

综述

李白的乐府、歌行及绝句成就为最高。其歌行,完全打破诗歌创作的一切固有格式,空无依傍,笔法多端,达到了任随性之而变幻莫测、摇曳多姿的神奇境界。李白的绝句自然明快,飘逸潇洒,能以简洁明快的语言表达出无尽的情思。在盛唐诗人中,王维、孟浩然长于五绝,王昌龄等七绝写得很好,兼长五绝与七绝而且同臻极境的,只有李白一人。

李白的诗雄奇飘逸,艺术成就极高。他讴歌祖国山河与美丽的自然风光,风格雄奇奔放,俊逸清新,富有浪漫主义精神,达到了内容与艺术的完美统一。他被贺知章称为“谪仙人”,其诗大多为描写山水和抒发内心的情感为主。李白的诗具有“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的艺术魅力,这也是他的诗歌中最鲜明的艺术特色。李白的诗富于自我表现的主观抒情色彩十分浓烈,感情的表达具有一种排山倒海、一泻千里的气势。他与杜甫并称为“大李杜”,(李商隐与杜牧并称为“小李杜”)。

李白诗中常将想象、夸张、比喻、拟人等手法综合运用,从而造成神奇异彩、瑰丽动人的意境,这就是李白的浪漫主义诗作给人以豪迈奔放、飘逸若仙的原因所在。

李白的诗歌对后代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中唐的韩愈、孟郊、李贺,宋代的苏轼、陆游、辛弃疾,明清的高启、杨慎、龚自珍等著名诗人,都受到李白诗歌的巨大影响。

风格

豪迈奔放,清新飘逸,想象丰富,意境奇妙,语言奇妙,浪漫主义,立意清晰。

李白生活在盛唐时期,他性格豪迈,热爱祖国山河,游踪遍及南北各地,写出大量赞美名山大川的壮丽诗篇。他的诗,既豪迈奔放,又清新飘逸,而且想象丰富,意境奇妙,语言轻快,人们称他为“诗仙”。李白的诗歌不仅具有典型的浪漫主义精神,而且从形象塑造、素材摄取、到体裁选择和各种艺术手法的运用,无不具有典型的浪漫主义艺术特征。

李白成功地在中塑造自我,强烈地表现自我,突出抒情主人公的独特个性,因而他的诗歌具有鲜明的浪漫主义特色。他喜欢采用雄奇的形象表现自我,在诗中毫不掩饰、也不加节制地抒发感情,表现他的喜怒哀乐。对权豪势要,他“手持一枝菊,调笑二千石”(《醉后寄崔侍御》二首之一);看到劳动人民艰辛劳作时,他“心摧泪如雨”。当社稷倾覆、民生涂炭时,他“过江誓流水,志在清中原。拔剑击前柱,悲歌难重论”(《南奔书怀》),那样慷慨激昂;与朋友开怀畅饮时,“两人对酌山花开,一杯一杯复一杯。我醉欲眠卿且去,明朝有意抱琴来”(《山中与幽人对酌》),又是那样天真直率。总之,他的诗活脱脱地表现了他豪放不羁的性格和倜(俶)傥不群的形象。

豪放是李白诗歌的主要特征。除了思想性格才情遭际诸因素外,李白诗歌采用的艺术表现手法和体裁结构也是形成他豪放飘逸风格的重要原因。善于凭借想象,以主观现客观是李白诗歌浪漫主义艺术手法的重要特征。几乎篇篇有想象,甚至有的通篇运用多种多样的想象。现实事物、自然景观、神话传说、历史典故、梦中幻境,无不成为他想象的媒介。常借助想象,超越时空,将现实与梦境、仙境,把自然界与人类社会交织一起,再现客观现实。他笔下的形象不是客观现实的直接反映,而是其内心主观世界的外化,艺术的真实。

李白诗歌的浪漫主义艺术手法之一是把拟人与比喻巧妙地结合起来,移情于物,将物比人。

李白诗歌的另一个浪漫主义艺术手法是抓住事情的某一特点,在生活真实的基础上,加以大胆的想象夸张。他的夸张不仅想象奇特,而且总是与具体事物相结合,夸张得那么自然,不露痕迹;那么大胆,又真实可信,起到突出形象、强化感情的作用。有时他还把大胆的夸张与鲜明的对比结合起来,通过加大艺术反差,加强艺术效果。

李白最擅长的体裁是七言歌行和绝句。李白的七言歌行又采用了大开大合、跳跃宕荡的结构。诗的开头常突兀如狂飙骤起,而诗的中间形象转换倏忽,往往省略过渡照应,似无迹可循,诗的结尾多在感情高潮处戛然而止。

李白的五七言绝句,更多地代表了他的诗歌清新明丽的风格。如《早发白帝城》、《送孟浩然之广陵》、《静夜思》等,妙在“只眼前景、口头语、而有弦外音、味外味,使人神远。”(《说诗晬语》上)。

语言

李白诗歌的语言,有的清新如同口语,有的豪放,不拘声律,近于散文,但都统一在“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的自然美之中。这和他自觉地追求自然美有关。他继承陈子昂的文学主张,以恢复诗骚传统为已任,曾说“梁陈以来,艳薄斯极,沈休文又尚以声律,将复古道,非我而谁欤?”(孟棨《本事诗·高逸》)他崇尚“清真”,讽刺“雕虫丧天真”的丑女效颦,邯郸学步。他的诗歌语言的自然美又是他认真学习民歌明白通俗的特点的结果,明白如话,通俗生动。

代表作品

《将进酒》《蜀道难》《梦游天姥吟留别》《静夜思》《望庐山瀑布》《侠客行》《春思》《子夜秋歌》等。

词赋

李白是否有词的创作至今仍然未有一致的定论,但是今传为李白词的作品,若不论其真伪及是否可归入词体,约有20余首,如《菩萨蛮》《忆秦娥》等。

就其开创意义及艺术成就而言,“李白词”在词史上享有极为崇高的地位。这一地位犹如古代希腊神话在西方艺术中的地位,作为一种“不可企及”的规范,李白词成为人们心目中永远的偶像。李白在词体文本模式的形成,词的创作模式上均有重大贡献。

实际上,从唐末五代《花间集》以来,所有的唐宋词选集、总集,在具体操作中,都不会忘记李白,至少也要在序跋题记中提上一句。其作为文学史上的第一位大词人,虽然只有很少几首著作权经常受到怀疑的词作,但却从来没有人对他表示过任何的不满或批评意见。如果评选天下第一词人,李白无疑将以全票当选“词王”。

书法

《上阳台帖》为李白书自咏四言行草诗,也是其唯一传世的书法真迹。纸本,纵28.5厘米,横38.1厘米。草书5行,共25字。款署“太白”二字。引首清高宗弘历楷书题“青莲逸翰”四字,正文右上宋徽宗赵佶瘦金书题签:“唐李太白上阳台”七字。背有宋徽宗赵佶,元张晏、杜本、欧阳玄、王馀庆、危素、驺鲁,清乾隆皇帝题跋和观款。卷前后钤有宋赵孟坚“子固”“彜斋”、贾似道“秋壑图书”,元“张晏私印”“欧阳玄印”以及明项元汴,清梁清标、安岐、清内府,近代张伯驹等鉴藏印。

剑术

李白不仅文采斐然,其剑术亦是十分高明。他“十五好剑术”,“剑术自通达”。造诣非同一般。李白的诗,裴旻的剑术,张旭的草书合称唐代三绝。虽然“三绝”中没有李白的剑术,但其剑术之高却仅位于裴旻之下,居唐朝第二。

据统计,《全唐诗》李白诗中“剑”字共出现了107次,除去作为地名的“剑阁”3次,“剑壁”1次,武器之“剑”犹有103次之多。属于剑的“铗”出现了1次、“吴钩”1次、“吴鸿”1次、“湛卢”1次、“干将”1次、“莫邪”1次、“青萍”2次、“秋莲”2次、“霜雪”2次、“匕首”3次、“龙泉”4次。总计,“剑”字共出现了118次(统计时把“吴钩霜雪明”,“空余湛卢剑”,“剑花秋莲光出匣”,“拙妻莫邪剑”,“吾家青萍剑”分别计做1次),分布在106首诗中,约占全诗总数的10%。

道经

李白从少年时起,常去戴天山寻找道观的道士谈论道经。后来,他与一位号为东岩子的隐者隐居于岷山,潜心学习。他们在自己居住的山林里,饲养了许多奇禽异鸟,做了动物饲养员。这些美丽而驯良的鸟儿,由于饲养惯了,定时飞来求食,好像能听懂人的语言似的,一声呼唤,便从四处飞落阶前,甚至可以在人的手里啄食谷粒,一点都不害怕。这件事被传作奇闻,最后竟使绵州刺史亲自到山中观看鸟儿们的就食情况。这位刺史见他们能指挥鸟类的行动,认定他们有道术,便想推荐二人去参加道科的考试。可是,二人都婉言拒绝了。当时有名的纵横家赵蕤也是李白的老师,此人于开元四年(716)就著成了《长短经》十卷。那时李白才十五岁。赵蕤这部博考六经异同、分析天下形势、讲求兴亡治乱之道的纵横家式的著作引起了李白极大的兴趣。他以后一心要建功立业,喜谈王霸之道,也正是受到这部书的影响。

思想

盛唐国力强盛,多数士人渴望建功立业。李白以不世之才自居,以“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的功业自许,一生矢志不渝地追求实现“谈笑安黎元”、“终与安社稷”的理想。他以大鹏、天马、雄剑自比:“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假令风歇时下来,犹能簸却沧溟水。”(《上李邕》)。他希望能像姜尚辅佐明君,像诸葛亮兴复汉室。《梁甫吟》《读诸葛武侯传抒怀》《永王东巡歌》《行路难》(其二)都反映了他的这类思想。

李白觉得凭借自己的才能,可以“出则以平交王侯,遁则以俯视巢许”(《送烟子元演隐仙城山序》),对于那些靠着门第荫封而享高官厚禄的权豪势要,他投以强烈的鄙视,表现出傲岸不屈的性格。他蔑视封建等级制度,不愿阿谀奉迎,也不屑于与俗沉浮。现实的黑暗使他理想幻灭,封建礼教等级制度的束缚使他窒息,他渴望个性的自由和解放,于是采取狂放不羁的生活态度来挣脱桎梏、争取自由。其表现方式或纵酒狂歌,寻仙学道,然而,酒既无法销愁,神仙更虚无飘渺,于是他“一生好入名山游”(《庐山谣》),把美好的大自然作为理想的寄托、自由的化身来歌颂。他笔下的峨嵋、华山、庐山、泰山、黄山等,巍峨雄奇,吐纳风云,汇泻川流;他笔下的奔腾黄河、滔滔长江,荡涤万物,席卷一切,表现了诗人桀傲不驯的性格和冲决羁绊的强烈愿望。

这是李白对社会的愤怒抗争,是他叛逆精神的重要体现。他反对玄宗好大喜功,穷兵黩武,揭露将非其人,致使百姓士卒白白送死,由于玄宗的骄纵,宦官权势炙手可热……通过对政事纲的分析,并到幽燕的实地观察,李白以诗人的敏感,洞幽烛微,在当时诗人中他和杜甫最早揭示祸乱将作。“安史之乱”爆发,他的爱国热情因此升华,摆脱了用藏出处的矛盾。他的反抗性格和叛逆精神具有深刻的爱国内涵,并富于社会意义和时代特征。《古风》其三、十五、二十四、三十九等都对社会现实作了深刻的揭露和有力的批判。

李白既有清高傲岸的一面,又有世俗的一面,他的理想和自由,只能到山林、仙境、醉乡中去寻求,所以在《将进酒》《江上吟》《襄阳歌》等诗中流露出人生如梦、及时行乐、逃避现实等思想,这在封建社会正直孤傲的文人中也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李白(701年-762年) ,字太白,号青莲居士,又号“谪仙人”,是唐代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被后人誉为“诗仙”,与杜甫并称为“李杜”,为了与另两位诗人李商隐与杜牧即“小李杜”区别,杜甫与李白又合称“大李杜”。据《新唐书》记载,李白为兴圣皇帝(凉武昭王李暠)九世孙,与李唐诸王同宗。其人爽朗大方,爱饮酒作诗,喜交友。李白深受黄老列庄思想影响,有《李太白集》传世,诗作中多以醉时写的,代表作有《望庐山瀑布》《行路难》《蜀道难》《将进酒》《梁甫吟》《早发白帝城》等多首。

 3、杜甫编辑本段

    杜甫(712年~770年),字子美,自号少陵野老,本襄阳人,后徙河南巩县,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与李白合称“李杜”。杜甫在中国古典诗歌中的影响非常深远,被后人称为“诗圣”,他的诗被称为“诗史”,后世称其杜拾遗、杜工部,也称他杜少陵、杜草堂。杜甫创作了《春望》、《北征》、《三吏》、《三别》等名作。

个人成就

诗歌

杜甫诗“有集六十卷” ,早佚。北宋宝元二年(1039年)王洙辑有1405篇,编为18卷,题为《杜工部集》。钱谦益编有《笺注杜工部集》。杨伦说:“自六朝以来,乐府题率多模拟剽窃,陈陈相因,最为可厌。子美出而独就当时所感触,上悯国难,下痛民穷,随意立题,尽脱去前人窠臼”。

在杜甫中年因其诗风沉郁顿挫,忧国忧民,杜甫的诗被称为“诗史”。他的诗词以古体、律诗见长,风格多样,以“沉郁顿挫”四字准确概括出他自己的作品风格,而以沉郁为主。杜甫生活在唐朝由盛转衰的历史时期,其诗多涉笔社会动荡、政治黑暗、人民疾苦,他的诗反映当时社会矛盾和人民疾苦,他的诗记录了唐代由盛转衰的历史巨变,表达了崇高的儒家仁爱精神和强烈的忧患意识,因而被誉为“诗史”。杜甫忧国忧民,人格高尚,诗艺精湛。杜甫一生写诗一千五百多首,其中很多是传颂千古的名篇,比如“三吏”和“三别”;其中“三吏”为《石壕吏》《新安吏》和《潼关吏》,“三别”为《新婚别》《无家别》和《垂老别》。杜甫流传下来的诗篇是唐诗里最多最广泛的,是唐代最杰出的诗人之一,对后世影响深远。杜甫作品被称为世上疮痍,诗中圣哲;民间疾苦,笔底波澜。是现实主义诗歌的代表作。

律诗在杜诗中占有极重要的地位。杜甫律诗的成就,首先在于扩大了律诗的表现范围。他不仅以律诗写应酬、咏怀、羁旅、宴游,以及山水,而且用律诗写时事。用律诗写时事,字数和格律都受限制,难度更大,而杜甫却能运用自如。 杜甫把律诗写得纵横恣肆,极尽变化之能事,合律而又看不出声律的束缚,对仗工整而又看不出对仗的痕迹。如被杨伦称为“杜集七言律第一”的《登高》,就是这样一首诗:“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杯。” 全诗在声律句式上,又极精密、考究。八句皆对,首联句中也对。严整的对仗被形象的流动感掩盖起来了,严密变得疏畅。

杜甫律诗的最高成就,可以说就是在把这种体式写得浑融流转,无迹可寻,写来若不经意,使人忘其为律诗。如《春夜喜雨》:“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野径云俱黑,江船火独明,晓看红湿处,花重锦官城。”上四句用流水对,把春雨神韵一气写下,无声无息不期然而来,末联写一种骤然回首的惊喜,格律严谨而浑然一气。

杜甫善于运用古典诗歌的许多体制,并加以创造性地发展。杜甫关心民生疾苦的思想和他在律诗方面所取得的成就直接影响了中唐时期元稹、白居易等人的新乐府创作。他是新乐府诗体的开路人。他的乐府诗,促成了中唐时期新乐府运动的发展。他的五七古长篇,亦诗亦史,展开铺叙,而又着力于全篇的回旋往复,标志着中国诗歌艺术的高度成就。社会矛盾重重的宋代更是学习杜甫最兴盛的时代,出现了以杜甫为宗的江西诗派。明末清初的顾炎武等人也有明显的学杜倾向,也像杜甫一样用律诗反映当时的抗清斗争,慷慨激昂。

杜诗受到广泛重视,是在宋朝以后。王禹、王安石、 苏轼、黄庭坚、陆游等人对杜甫推崇倍至。研究资料近千年来,治杜之风不绝。宋代有许多杜诗的编年、分类、集注等专书,如王洙 《杜工部集》、郭知达《九家集注杜诗》、鲁编次、蔡梦弼会笺的《杜工部草堂诗笺》、徐居仁编辑的《分门集注杜工部诗》,其中著作有《闻官军收河南河北》《春望》《绝句》《望岳》等等。后世注释杜集的亦在百种以上, 较流行的有钱谦益《笺注杜工部集》、仇兆鳌《杜诗详注》、杨伦《杜诗镜铨》、浦起龙《读杜心解》。新、旧《唐书》都有杜甫本传。两宋以后,诗话笔记中评 点、解释杜诗的文字非常丰富。中华书局1964年编有《古典文学研究资料 汇编·杜甫卷》上编《唐宋之部》。明末王嗣有《杜臆》、清施鸿保有《读杜诗说》。 另外,中华书局还将五四运动以来较重要的论文汇编成《杜甫研究论文集》。 传记和新的研究专著有冯至《杜甫传》、萧涤非《杜甫研究》、傅庚生《杜甫诗论》、朱东润《杜甫叙论》。较详实的年谱有闻一多《少陵先生年谱会笺》和四川文史研究馆的《杜甫年谱》。

书法

杜甫在书法的创作观上是非常成熟而有深度的。从记载来看,他的书体以楷隶行草兼工,整体以意行之,赞赏古而雄壮,注意书写中的速度、节奏、笔势、墨法等等内容,在唐代也是很有深度的书家了。同时,他对于唐代隶书家的赞扬、对于曹霸、张旭的评价都足以使他在书法史上留下声名,而他的“书贵瘦硬”说更是奠定了杜甫在书法理论史上的重要地位。

文学特点

诗文表述

语言

杜甫的诗歌在语言上,普遍认为具有“沉郁”的特点,语言和篇章结构又富于变化,讲求炼字炼句。“沉郁”一词最早见于南朝,“体沉郁之幽思,文丽日月” ,后来杜甫写更以“沉郁顿挫”四字准确概括出他自己作品的语言,“至于沉郁顿挫,随时敏捷,而扬雄、枚皋之徒,庶可跂及也” 。对杜诗进一步的研究发现,其诗歌风格的形成,与其恪守的儒家思想有着密切关系。同时,杜甫处于盛世末期,少时有雄心壮志,“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后来安史之乱爆发,国运衰微,加之仕途不济命途多舛,理想与现实的巨大差距也使杜诗诗风大有转变,趋近现实主义。

意象

杜诗对意象选择的个性化,是杜诗语言的基础。常在杜诗中出现的意象,例如古塞、秋云、猿啸、残炬、急峡、危城、孤舟、落花、落日等自然景观,以及织女、老妇、老农、嫠妇等普通百姓,还有官吏、将军、恶少等权贵势力,都表现了杜甫对“中兴济世的热切,对淆乱乾坤的指斥,对横行霸道的愤慨,对漂泊流离的悲伤,对生灵涂炭的悲悯,对物力衰竭的惋惜,对博施济众的赞美” ,而正是这些沉重情感的表达,使得杜诗的语言趋于“沉郁顿挫”。吴沆《环溪诗话》评杜甫晚期诗句“恣肆变化、阳开阴合”又云:“惟其意远,举上句,即人不能知下句”。吴沆又说:“凡人作诗,一句只说得一件事物,多说得两件。杜诗一句能说得三件、四件、五件事物;常人作诗,但说得眼前,远不过数十里内,杜诗一句能说数百里,能说两军州,能说满天下,此其所为妙”。

风格

杜甫的诗歌在风格上,是兼备多种风格的,元稹这样评价杜甫:“至于子美,盖所谓上薄风骚,下该沈、宋,言夺苏、李,气吞曹、刘,掩颜、谢之孤高,杂徐、庾之流丽,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人人之所独专矣。”秦观也有类似的看法:“于是杜子美者,穷高妙之格,极豪逸之气,包冲淡之趣,兼俊洁之姿,备藻丽之态,而诸家之所不及焉。然不集众家之长,杜氏亦不能独至于斯也。” 例如杜甫也有狂放不羁的一面,从其名作《饮中八仙歌》就可以看出杜甫的豪气。主流观点认为,杜甫诗歌的风格沉郁顿挫,语言精炼,格律严谨,穷绝工巧,感情真挚,平实雅谈,描写深刻,细腻感人,形象鲜明。“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 是他的创作风格。就杜诗特有的叙事风格和议论风格而言,有学者认为是受到《诗经·小雅》的影响,而其悲歌慷慨的格调,又与《离骚》相近。也有学者认为,杜诗具有仁政思想的传统精神,司马迁的实录精神。还有观点认为杜甫诗作具有“人道主义精神”。唐代的大文学家韩愈曾把杜甫与李白并论说:“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王安石表彰杜诗“丑妍巨细千万殊,竟莫见以何雕锼”的成就。陈善《扪虱新语》卷七:“老杜诗当是诗中《六经》,他人诗乃诸子之流也”。蒋士铨《忠雅堂文集》卷一《杜诗详注集成序》亦称“杜诗者,诗中之《四子书》也。”

格律

杜甫的诗歌在格律上,具有炼字精到,对仗工整的特点,符合中国诗歌的“建筑美”。另外,在体裁上杜甫有许多创新,例如他在五七律上的创造性也是他文学创作的独到之处。

内容

杜甫的诗歌的内容上,作品大多是反映当时的社会面貌,题材广泛,寄意深远,尤其描述民间疾苦,多抒发他悲天悯人的仁民爱物、忧国忧民情怀,杜诗有诗史之称,这种说法最早见于晚唐,“杜逢禄山之难,流雍陇蜀,毕陈于诗,推见至隐,殆无遗事,故当号为诗史”。到宋时成定论,但诗史之义各有各说。人有以史事注杜诗,认为杜诗为纪实的诗,可以补史证史,所以称为诗史。这种说法只重史事之虚实真假,而轻视诗的情感特性。有人认为杜甫具史识史见,其笔法之森严,可媲美汉朝历史学家司马迁。而诗有评人评事者,皆可“不虚美,不隐恶” ,故号诗史。此说可取。另一说是,杜甫之诗之所以号诗史,因其悲天悯人,感时伤事,这种说法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可取的。但也有不喜欢杜甫诗者,杨亿就不喜欢杜甫,刘放《中山诗话》云:“杨大年不喜杜工部诗,谓为村夫子。”

主要思想

用杜甫自己的话来说,“穷年忧黎元”,是他的中心思想,“济时肯杀身”,是他的一贯精神。他拿这些来要求自己,也用以勉励朋友。他表彰元结说,“道州忧黎庶,词气浩纵横。”他对严武说,“公若登台辅,临危莫爱身。”他对裴虬也说,“致君尧舜付公等,早据要路思捐躯。”正是这些进步思想,形成了杜甫那种永不衰退的政治热情、坚忍不拔的顽强性格,和胸怀开阔的乐观精神,使他成为我国历史上政治性最强的伟大诗人。当然,这和他的接近人民的生活实践也是分不开的。

杜甫出生在一个世代“奉儒守官”的具有悠久传统的官僚世家,家庭给予杜甫正统的儒家文化教养和务必要在仕途上有所作为的雄心。所以杜甫称做官是他们家族的“素业”——世代相袭的职业,他的各种文化教养以及以后的种种行为都是在为追求仕途事业和为官行道相联系。如他在《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中写道“自谓颇挺出,立登要路津。治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这就是一种企望入仕,在仕途大业中实现自己“治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理想抱负,即渴望在社会实际工作中建功立业,兼济苍生。三十五岁以前,是杜甫的读书和壮游时期。正当开元盛世,杜甫的经济状况也较好,这是他一生中最快意的时期。从二十岁起,他结束了书斋生活,开始了为时十年以上的“壮游”。在这长期的壮游中,杜甫接触到我们祖国无比丰富的文化遗产和壮丽河山,不仅充实了他的生活,也扩大了他的视野和心胸,为他早期诗歌带来相当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望岳》诗可为代表。“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正流露了诗人对一切事业(包括创作在内)的雄心壮志。但由于这种生活方式,不可能接近人民,深入现实,因此,作为一个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这只是他的创作的一个准备时期。

杜甫走向现实主义,是从第二期(三十五到四十四岁)十载长安的困守开始的。这是安史之乱的酝酿时期,当权的是奸相李林甫和杨国忠,杜甫不仅不能实现他的“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政治抱负,而且开始过着“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的屈辱生活,以至经常挨饿受冻:“饥饿动即向一旬,敝衣何啻悬百结。”在饥寒的煎熬下,杜甫也曾经想到退隐,作一个“潇洒送日月”的巢父、许由,杜甫没有回避艰苦,还是坚决走上积极入世的道路。生活折磨了杜甫,也成全了杜甫,使他逐渐深入人民生活,看到人民的痛苦,也看到统治阶级的罪恶,从而写出了《兵车行》《丽人行》《赴奉先咏怀》等现实主义杰作。杜甫也曾有这样的诗句“男儿生世间,及壮当封侯”;“丈夫誓许国,愤惋复何有?功名图麒麟,战骨当速朽。”又如“丈夫四方志,安可辞固穷”等,这些诗句无一不反映出杜甫身上那种渴望济世扬名,渴望建功立业的雄怀大志,但是杜甫的这种理想和抱负建立在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以及忧患意识之上的。十年困守的结果,使杜甫变成了一个忧国忧民的诗人。这才确定了杜甫此后生活道路和创作道路的方向。

从四十五岁到四十八岁,是杜甫生活的第三期,陷贼与为官时期。这是安史之乱最剧烈的时期,国家岌岌可危,人民灾难惨重,诗人也历尽艰险。安史之乱是带有民族矛盾性质的,当时进行的战争乃是有关国家存亡的自卫战争。因此杜甫对待战争的态度也就和以前不同,不是反对,而是积极号召。他哀悼那为国牺牲的“四万义军”,他告诫文武官吏要“戮力扫搀枪”,他一方面大力揭露兵役的黑暗,同情人民;一方面还是勉励人民参战。由于深入人民生活,并投入实际斗争,这就使他写出了《悲陈陶》《哀江头》《春望》《羌村》《北征》《洗兵马》和“三吏”、“三别”等一系列具有高度的人民性和爱国精神的诗篇,并达到了现实主义的高峰。如他的诗歌《登岳阳楼》:“昔闻洞庭水,今上岳阳楼。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戎马关山北,凭轩涕泗流。”在这首诗歌当中,诗人站在岳阳楼上,通过远眺,想到了兵荒马乱、战火纷飞的社会状况,从而凭依窗轩,胸怀家园,不禁涕泪交流。又如:《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而在这首诗中,由于听到朝廷收复失地的消息而惊喜若狂。这两首诗都是杜甫流落漂泊之时所作。由于安史之乱,社会显得一片狼藉,所以杜甫无时不期望着能够平息叛乱,社会归于安定。因此当他想到国家遭殃,战火不熄,生灵涂炭的时候就流泪不止,而当听说官军收复了蓟北,于是又喜极而泣,不能自抑。可见,杜甫的忧来自于国家,喜亦是来自于国家,这就是儒家知识分子身上所具有的以天下为己任的社会责任感和忧患意识。

“满目悲生事,因人作远游。”759年七月,杜甫弃官于这年年底到达成都,在成都西郊盖了一所草堂,开始他最后一期“漂泊西南”的生活。在漂泊的十一年中,他经常过着“生涯似众人”的日子。他爱和劳动人民往来,而憎厌官僚,所以说:“不爱入州府,畏人嫌我真。及乎归茅宇,旁舍未曾嗔。”杜甫的生活仍然很苦,在他逝世的那一年,还因为避臧介之乱而挨了五天饿。可贵的是,他在生活上不论怎样苦,也不论漂泊到什么地方,他总是在关怀着国家的安危和人民的疾苦。同时也从不曾忘记或放松自己的创作,在漂泊的十一年间,他写了一千多首诗。《茅屋为秋风所破歌》《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又呈吴郎》《遭田父泥饮》《诸将》《秋兴》《岁晏行》等都是这时期最优秀的作品。和前期不同的,是带有更多的抒情性质,形式也更多样化。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创造性地赋予七言律诗以重大的政治和社会内容。

杜甫在四川漂泊了八、九年,在湖北、湖南漂泊了两三年,770年冬,死在由长沙到岳阳的一条破船上。“战血流依旧,军声动至今”,这是他对国家和人民最后的怀念。

 4、苏轼编辑本段

     苏轼(1037年1月8日—1101年8月24日),字子瞻,又字和仲,号东坡居士,世称苏东坡、苏仙。汉族,北宋眉州眉山(今属四川省眉山市)人,祖籍河北栾城,北宋著名文学家、书法家、画家。嘉祐二年(1057年),苏轼进士及第。宋神宗时曾在凤翔、杭州、密州、徐州、湖州等地任职。元丰三年(1080年),因“乌台诗案”受诬陷被贬黄州任团练副使。宋哲宗即位后,曾任翰林学士、侍读学士、礼部尚书等职,并出知杭州、颍州、扬州、定州等地,晚年因新党执政被贬惠州、儋州。

人物生平 

早年经历

苏轼于 宋仁宗 景祐三年十二月十九日(1037年1月8日)出生于眉州 眉山,是初唐大臣 苏味道之后。苏轼的祖父是 苏序, 表字仲先,祖母史氏。苏轼的父亲 苏洵,即《 三字经》里提到的“二十七,始发奋”的“ 苏老泉”。苏洵发奋虽晚,但是很用功。苏轼其名“轼”原意为车前的扶手,取其 默默无闻却扶危救困,不可或缺之意。苏轼生性放达,为人率真,深得道家风范。好交友,好美食,创造许多饮食精品, 好品茗,亦雅好游山林。

进京应试

嘉祐元年(1056年),苏轼首次出川赴京,参加朝廷的科举考试。苏洵带着二十一岁的苏轼,十九岁的苏辙,自偏僻的西蜀地区,沿江东下,于嘉祐二年(1057年)进京应试。[3]当时的主考官是文坛领袖 欧阳修,小试官是诗坛宿将 梅尧臣。这两人正锐意诗文革新,苏轼那清新洒脱的文风,一下子把他们震动了。策论的题目是《刑赏忠厚之至论》,苏轼的《 刑赏忠厚之至论》获得主考官欧阳修的赏识,却因欧阳修误认为是自己的弟子 曾巩所作,为了避嫌,使他只得第二。苏轼在文中写道:“皋陶为士,将杀人。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欧、梅二公既叹赏其文,却不知这几句话的出处。及苏轼谒谢,即以此问轼,苏轼答道:“何必知道出处!”欧阳修听后,不禁对苏轼的豪迈、敢于创新极为欣赏,而且预见了苏轼的将来:“此人可谓善读书,善用书,他日文章必独步天下。”

名动京师

在欧阳修的一再称赞下,苏轼一时声名大噪。他每有新作,立刻就会传遍京师。当父子名动京师、正要大展身手时,突然传来苏轼苏辙的母亲病故的噩耗。二兄弟随父回乡奔丧。嘉祐四年十月守丧期满回京,嘉祐六年(1061年),苏轼应中 制科考试,即通常所谓的“三年京察”,入第三等,为“百年第一”,授大理 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四年后还朝判登闻鼓院。治平二年,苏洵病逝,苏轼、苏辙兄弟扶柩还乡,守孝三年。三年之后,苏轼还朝,震动朝野的王安石变法开始了。苏轼的许多师友,包括当初赏识他的恩师 欧阳修在内,因反对新法与新任宰相 王安石政见不合,被迫离京。朝野旧雨凋零,苏轼眼中所见,已不是他二十岁时所见的“平和世界”。

自请出京

熙宁四年(1071年)苏轼上书谈论新法的弊病。王安石很愤怒,让御史谢景在皇帝跟前说苏轼的过失。苏轼于是请求出京任职:熙宁四年至熙宁七年(1074年)被派往杭州任通判、熙宁七年秋调往密州(山东诸城)任知州、熙宁十年(1077年)四月至元丰二年(1079年)三月在徐州任知州、元丰二年四月调往湖州任知州。革新除弊,因法便民,颇有政绩。

乌台诗案

元丰二年(1079年),苏轼四十三岁,调任湖州知州。上任后,他即给皇上写了一封《湖州谢表》,这本是例行公事,但苏轼是诗人,笔端常带感情,即使官样文章,也忘不了加上点个人色彩,说自己“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这些话被新党抓了辫子,说他是“愚弄朝,妄自尊大”,说他“衔怨怀怒”,“指斥乘舆”,“包藏祸心”,讽刺政府,莽撞无礼,对皇帝不忠,如此大罪可谓死有余辜了。他们从苏轼的大量诗作中挑出他们认为隐含讥讽之意的句子,一时间,朝廷内一片倒苏之声。这年七月二十八日,苏轼上任才三个月,就被御史台的吏卒逮捕,解往京师,受牵连者达数十人。这就是北宋著名的“ 乌台诗案”(乌台,即御史台,因其上植柏树,终年栖息乌鸦,故称乌台)。

乌台诗案这一巨大打击成为他一生的转折点。新党们非要置苏轼于死地不可。救援活动也在朝野同时展开,不但与苏轼政见相同的许多元老纷纷上书,连一些变法派的有识之士也劝谏神宗不要杀苏轼。王安石当时退休金陵,也上书说:“安有圣世而杀才士乎?”在大家努力下,这场诗案就因王安石“一言而决”,苏轼得到从轻发落,贬为黄州(今湖北黄冈)团练副使,本州安置,受当地官员监视。苏轼坐牢103天,几次濒临被砍头的境地。幸亏北宋时期在太祖 赵匡胤年间既定下不杀士大夫的国策,苏轼才算躲过一劫。

被贬黄州

出狱以后,苏轼被降职为黄州(今湖北 黄冈市)团练副使(相当于现代民间的自卫队副队长)。这个职位相当低微,并无实权,而此时苏轼经此一役已变得心灰意冷,苏轼到任后,心情郁闷,曾多次到黄州城外的赤壁山游览,写下了《 赤壁赋》、《 后赤壁赋》和《 念奴娇·赤壁怀古》等千古名作,以此来寄托他谪居时的思想感情。于公余便带领家人开垦城东的一块坡地,种田帮补生计。“东坡居士”的别号便是他在这时起的。

东山再起

1084年(元丰七年),苏轼离开黄州,奉诏赴 汝州就任。由于长途跋涉,旅途劳顿,苏轼的幼儿不幸夭折。汝州路途遥远,且路费已尽,再加上丧子之痛,苏轼便上书朝廷,请求暂时不去汝州,先到常州居住,后被批准。当他准备要南返常州时,神宗 驾崩。常州一带水网交错,风景优美。他在常州居住,既无饥寒之忧,又可享美景之乐,而且远离了京城政治的纷争,能与家人、众多朋友朝夕相处。于是 苏东坡终于选择了常州作为自己的终老之地。

1085年, 宋哲宗即位,高太后以哲宗年幼为名,临朝听政, 司马光重新被启用为相,以 王安石为首的新党被打压。苏轼复为朝奉郎知登州( 蓬莱)。四个月后,以礼部郎中被召还朝。在朝半月,升起居舍人,三个月后,升 中书舍人,不久又升 翰林学士知制诰,知礼部贡举。当苏轼看到新兴势力拼命压制王安石集团的人物及尽废新法后,认为其与所谓“王党”不过一丘之貉,再次向皇帝提出谏议。他对旧党执政后,暴露出的腐败现象进行了抨击,由此,他又引起了保守势力的极力反对,于是又遭诬告陷害。苏轼至此是既不能容于新党,又不能见谅于旧党,因而再度自求外调。

筑建苏堤

元祐四年(1089年),苏轼任龙图阁学士知杭州。由于西湖长期没有疏浚,淤塞过半,“崶台平湖久芜漫,人经丰岁尚凋疏”,湖水逐渐干涸,湖中长满野草,严重影响了农业生产。苏轼来杭州的第二年率众疏浚西湖,动用民工20余万,开除葑田,恢复旧观,并在湖水最深处建立三塔(今三潭映月)作为标志。他把挖出的淤泥集中起来,筑成一条纵贯西湖的长堤,堤有6桥相接,以便行人,后人名之曰“苏公堤”,简称“苏堤”。苏堤在春天的清晨,烟柳笼纱,波光树影,鸟鸣莺啼,是著名的西湖十景之一“苏堤春晓”。

“东坡处处筑苏堤”,苏轼一生筑过三条长堤。苏轼被贬 颍州(今安徽阜阳)时,对颍州西湖也进行了疏浚,并筑堤。绍圣元年(1094年),苏轼被贬为远宁军节度副使,惠州(今广东惠阳)安置。年近6旬的苏轼,日夜奔驰,千里迢迢赴贬所,受到了岭南百姓热情的欢迎。苏轼把皇帝赏赐的黄金拿出来,捐助疏浚西湖,并修了一条长堤。为此,“父老喜云集,箪壶无空携,三日饮不散,杀尽村西鸡”,人们欢庆不已。如今,这条苏堤在惠州西湖入口处,像一条绿带,横穿湖心,把湖一分为二,右边是平湖,左边是丰湖。

流落儋州

苏轼在杭州过得很惬意,自比唐代的白居易。但元祐六年(1091年),他又被召回朝。但不久又因为政见不合,元祐六年八月调往颍州任知州、元祐七年(1092年)二月任扬州知州、元祐八年(1093年)九月任定州知州。元祐八年高太后去世,哲宗执政,新党再度执政,绍圣元年(1094年)六月,别为宁远军节度副使,再次被贬至惠阳(今广东惠州市)。

绍圣四年(1097年),年已62岁的苏轼被一叶孤舟送到了徼边荒凉之地海南岛儋州(今海南儋县)。据说在宋朝,放逐海南是仅比满门抄斩罪轻一等的处罚。他把儋州当成了自己的第二故乡,“我本儋耳氏,寄生西蜀州”。他在这里办学堂,介学风,以致许多人不远千里,追至儋州,从苏轼学。在宋代100多年里,海南从没有人进士及第。但苏轼北归不久,这里的姜唐佐就举乡贡。为此苏轼题诗:“沧海何曾断地脉,珠崖从此破天荒。”人们一直把苏轼看作是儋州文化的开拓者、播种人,对他怀有深深的崇敬。在儋州流传至今的东坡村、东坡井、东坡田、东坡路、东坡桥、东坡帽等等,表达了人们的缅怀之情,连语言都有一种“东坡话”。

最后结局

徽宗即位后,苏轼被调廉州安置、舒州团练副使、永州安置。元符三年四月(1100年)大赦,复任朝奉郎,北归途中,于建中靖国元年七月二十八日(1101年8月24日)卒于常州(今属江苏)。葬于汝州郏城县(今河南郏县),享年六十五岁。苏轼留下遗嘱葬汝州郏城县钧台乡上瑞里。次年,其子苏过遵嘱将父亲灵柩运至郏城县安葬。宋高宗即位后,追赠苏轼为 太师,谥为“ 文忠”。

主要作品 

古文

《 荀卿论》、《 范增论》、《 留侯论》、《 贾谊论》、《 晁错论》、《 东坡志林》、《随记集》、《 刑赏忠厚之至论》、《 石钟山记》、《 记承天寺夜游》、《 重巽以申命论》、《 进策》、《天石砚铭(并序)》、《策别课百官》六篇、《策别安万民》六篇、《策别厚货财》二篇、《策别训兵旅》三篇、《策断》四篇、《 黠鼠赋》、《 记游定惠院》(一作《 记游定慧院》

诗歌

《 赤壁赋》《 后赤壁赋》《 东栏梨花》《 出颍口初见淮山是日至寿州》《 春宵》《 海棠》《 和子由渑池怀旧》《 和子由踏青》《 花影》《 惠崇春江晚景》《 腊日游孤山访惠勤惠思二僧》《 六月二十七日望湖楼醉书》《三月二十九日二首》《 上元侍宴》《 石苍舒醉墨堂》《 书李世南所画秋景》《 游金山寺》《 题西林壁》《 望海楼晚景》《雪后北台书壁》《 饮湖上初晴后雨》《 有美堂暴雨》《 赠刘景文》《 章钱二君见和复次韵答之》

词作

《 少年游·去年相送》《 江城子·湖上与张先同赋》《 虞美人·有美堂赠述古》《 南乡子·送述古》《 永遇乐·长忆别时》《减字木兰花·空床响琢》《 蝶恋花·密州上元》《 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 望江南·春未老》《 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 洞仙歌·江南腊尽》《 阳关曲·中秋作》《 浣溪沙·照日深红暖见鱼》《 浣溪沙·旋抹红妆看使君》《浣溪沙·麻叶层层苘叶光》《 浣溪沙·簌簌衣巾落枣花》《 浣溪沙·软草平莎过雨新》《永遇乐·明月如霜》《 南歌子·雨暗初疑夜》《 浣溪沙·覆块青青麦未苏》《浣溪沙·醉梦昏昏晓未苏》《 水龙吟·小舟横截春江》《 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 浣溪沙·山下兰芽短浸溪》《 哨遍·为米折腰》《 洞仙歌·冰肌玉骨》《 念奴娇·赤壁怀古》《 南乡子·霜降水痕收》《 临江仙·夜饮东坡醒复醉》《 卜算子·黄州定慧院寓居作》《 满庭芳·三十三年》《 水调歌头·落日绣帘卷》《 定风波·常羡人间琢玉郎》《 鹧鸪天·林断山明竹隐墙》《 浣溪沙·细雨斜风作小寒》《 水调歌头·昵昵儿女语》《 水龙吟·次韵章质夫杨花词》《 八声甘州·有情风万里卷潮来》《 木兰花令·次欧公西湖韵》《 青玉案·三年枕上吴中路》《 贺新郎·乳燕飞华屋》《 浣溪沙·门外东风雪洒裾》《 行香子·过七里滩》《点绛唇·不用悲秋》《 满江红·寄鄂州朱使君寿昌》《 念奴娇·中秋》《 水龙吟·雁》《 醉翁操·琅然》

书法

《 中山松醪赋》《 洞庭春色赋》《 人来得书帖》《 答谢民师论文帖》

《 赤壁赋》《 江上帖》《 黄州寒食诗帖》《 李白仙诗帖》《 次韵秦太虚诗帖》《 渡海帖》《祭黄几道文卷》《 梅花诗帖》《 新岁展庆帖》《 宝月帖》《 令子帖》《 东武帖》《 北游帖》《致南圭使君帖》《 次辩才韵诗》《 一夜帖》《 宸奎阁碑》《致若虚总管尺牍》《怀素自序》《近人帖》《与范子丰》

绘画

《 潇湘竹石图》《小鸡啄米图》《 枯木怪石图》《偃松图卷》

 5、陶渊明编辑本段

    陶渊明(352或365年—427年),字元亮,又名潜,私谥“靖节”,世称靖节先生,浔阳柴桑(今江西省九江市)人。东晋末至南朝宋初期伟大的诗人、辞赋家。曾任江州祭酒、建威参军、镇军参军、彭泽县令等职,最末一次出仕为彭泽县令,八十多天便弃职而去,从此归隐田园。他是中国第一位田园诗人,被称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有《陶渊明集》。

人物生平

早年生活

渊明曾祖或为陶侃(尚存争议,但二者的亲缘关系是肯定的)。外祖父孟嘉,晋代名士,娶陶侃第十女。祖父做过太守(祖父名字有二说,或名岱或名茂),父亲是个“寄迹风云,寘兹愠喜”的人,具体事迹已不可考。有一庶妹,小渊明三岁,后嫁给程姓人家,故陶诗文提及她时称程氏妹。就其父尚有一妾看来,渊明最初的家境不算太坏。八岁时渊明父去世,家境逐渐没落。十二岁庶母辞世,渊明后来作文章回忆这段往事时写道:“慈妣早世,时尚孺婴。我年二六,尔才九龄”(《祭程氏妹文》)。二十岁时家境尤其贫困,有诗可证:“弱年逢家乏”(《有会而作》)。

渊明“自幼修习儒家经典,爱闲静,念善事,抱孤念,爱丘山,有猛志,不同流俗”。《荣木》序曰:“总角闻道”,《饮酒》其十六:“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他早年曾受过儒家教育,有过“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杂诗》)的志向;在那个老庄盛行的年代,他也受到了道家思想的熏陶,很早就喜欢自然:“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归园田居》其一),又爱琴书:“少学琴书,偶爱闲静,开卷有得,便欣然忘食。见树木交荫,时鸟变声,亦复欢然有喜。常言五六月中,北窗下卧,遇凉风暂至,自谓是羲皇上人。意浅识罕,谓斯言可保”(《与子俨等疏》)。他的身上,同时具有道家和儒家两种修养。

仕宦生涯

二十岁时,渊明开始了他的游宦生涯,以谋生路。《饮酒》其十:“在昔曾远游,直至东海隅。道路迥且长,风波阻中途。此行谁使然?似为饥所驱。倾身营一饱,少许便有馀。恐此非名计,息驾归闲居”即是回忆他的游宦生涯。在此阶段他为生活所迫出任的低级官吏详情已不可考。在短暂的居家生活后,二十九岁时,他出任州祭酒(此官职具体负责事务尚待考),不久便不堪吏职,辞官归家。不久,州里又召他做主簿,他辞却了此事,依旧在家闲居。隆安二年(公元398年),渊明加入桓玄幕。隆安四年初(公元400年)奉使入都,五月从都还家,于规林被大风所阻,有诗《庚子岁五月从都还阻风规林》,表达了他对归家的渴望和对园林对旧居的怀念。一年后因母丧回浔阳居丧。三年丁忧期满,渊明怀着“四十无闻,斯不足畏”的观念再度出仕,出任镇军将军刘裕参军。此时他的心情是矛盾的,既想为官一展宏图,可在出仕后却仍然眷念田园,“目倦川途异,心念山泽居”(《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作》)。义熙元年(公元405年)三月,渊明为建威将军刘敬宣参军,经钱溪使都,有《乙巳岁三月为建威参军使都经钱溪》诗云:“晨夕看山川,事事悉如昔”,“眷彼品物存,义风都未隔”,“园田日梦想,安得久离析”,动荡于仕与耕之间已有十余年,他已厌倦了也看透了官宦生活。

隐居生活

义熙元年(公元405年)八月,渊明最后一次出仕,为彭泽令。十一月,程氏妹卒于武昌,渊明作《归去来兮辞》,解印辞官,正式开始了他的归隐生活,直至生命结束。此时的渊明,政治态度入于明确的时期,思想上也入于成熟的时期。不同于之前的躬耕生活,这时的他是有意识的了:他这样做,而且也明白为什么要这样做。他以往的田园生活似乎是中小地主,此时却是劳力出的更多,也就是更接近于一般农民的生活。期间他创作了许多反映田园生活的诗文,如《归园田居》五首、《杂诗》十二首。义熙四年(公元408年)六月中,渊明家中火灾,宅院尽毁,被迫迁居。义熙十一年(公元415年),朝廷诏征他为著作佐郎,渊明称病没有应征。义熙十四年(公元418年),王弘为江州刺史,约于此年或稍后一二年结交渊明,二人之间有轶事量革履、白衣送酒。元嘉元年(公元424年),颜延之为始安太守,与渊明结交,有轶事颜公付酒钱。元嘉四年(公元427年),檀道济听闻渊明之名,去看望他,赠以粱肉,并劝他出仕渊明却拒绝了他,所赠粱肉也没有收下。同年,渊明卒于浔阳。他去世以后,友人私谥为“靖节”,后世称“陶靖节”。

文学成就

诗文作品

陶渊明传世作品共有诗125首,文12篇,被后人编为《陶渊明集》。卷之一 诗四言:

《停云(并序)》《时运(并序)》《荣木(并序)》《赠长沙公(并序)》《酬丁柴桑》《答庞参军(并序)》《劝农》《命子》《归鸟》

卷之二 诗五言:

《形影神(并序)》《九日闲居(并序)》《归园田居五首》《游斜川》《示周续之祖企谢景夷三郎》《乞食》《诸人共游周家墓柏下》《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答庞参军(并序)》《五月旦作和戴主簿》《连雨独饮》《移居二首》《和刘柴桑》、《酬刘柴桑》《和郭主簿二首》《于王抚军座送客》《与殷晋安别(并序)》《赠羊长史(并序)》《岁暮和张常侍》《和胡西曹示顾贼曹》《悲从弟仲德》

卷之三 诗五:

《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作》《庚子岁五月中从都还阻风于规林二首》《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二首》《癸卯岁十二月中作与从弟敬远》《乙巳岁三月为建威参军使都经钱溪》《还旧居》《戊申岁六月中遇火》《己酉岁九月九日》《庚戌岁九月中西田获早稻》《丙辰岁八月中于下潠田舍获》《饮酒二十首(并序)》《止酒》《述酒》《责子》《有会而作》《腊日》

卷之四 诗五言:

《拟古九首》《杂诗十二首》《咏贫士七首》《咏二疏》《咏三良》《咏荆轲》《读〈山海经〉十三首》《拟挽歌辞三首》

卷之五 赋辞:

《感士不遇赋(并序)》《闲情赋》《归去来兮辞》

卷之六 记传赞述:

《桃花源记(并诗)》《晋故征西大将军长史孟府君传》《五柳先生传》《扇上画赞》《读史述九章(并序)》

卷之七 疏祭文:

《与子俨等疏》《祭程氏妹文》《祭从弟敬远文》《自祭文》

作品类型

饮酒诗

陶渊明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个大量写饮酒诗的诗人。他的以“醉人”的语态或指责是非颠倒、毁誉雷同的上流社会;或反映仕途的险恶;或表现诗人退出官场后怡然陶醉的心情;或表现诗人在困顿中的牢骚不平。

咏怀诗

陶渊明的咏怀诗以《杂诗》十二首,《读山海经》十三首为代表。《杂诗》十二首多表现了自己归隐后有志难骋的政治苦闷,抒发了自己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高洁人格。可见诗人内心无限深广的忧愤情绪。《读山海经》十三首借吟咏《山海经》中的奇异事物表达了同样的内容,如第十首借歌颂精卫、刑天的“猛志固常在”来抒发和表明自己济世志向永不熄灭。

田园诗

陶渊明的田园诗数量最多,成就最高。这类诗充分表现了诗人守志不阿的高尚节操;充分表现了诗人对淳朴的田园生活的热爱,对劳动的认识和对劳动人民的友好感情;充分表现了诗人对理想世界的追求和向往。作为一个文人士大夫,这样的思想感情,这样的内容,出现在文学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尤其是在门阀制度和观念森严的社会里显得特别可贵。陶渊明的田园诗中也有一些是反映自己晚年困顿状况的,可使读者间接地了解到当时农民阶级的悲惨生活。陶渊明是田园诗的开创者。他的田园诗以纯朴自然的语言、高远拔俗的意境,为中国诗坛开辟了新天地,并直接影响到唐代田园诗派。在他的田园诗中,随处可见的是他对污浊现实的厌烦和对恬静的田园生活的热爱。因为有实际劳动经验,所以他的诗中洋溢着劳动者的喜悦,表现出只有劳动者才能感受到的思想感情,如《归园田居》第三首就是有力的证明,这也正是他的田园诗的进步之处。

陶渊明的田园隐逸诗,对唐宋诗人有很大的影响。杜甫诗云:“宽心应是酒,遣兴莫过诗,此意陶潜解,吾生后汝期”。宋代诗人苏东坡对陶潜有很高的评价:“渊明诗初看似散缓,熟看有奇句。……大率才高意远,则所寓得其妙,造语精到之至,遂能如此。似大匠运斤,不见斧凿之痕”。苏东坡更作《和陶止酒》、 《和陶连雨独饮二首》,《和陶劝农六首》、《和陶九日闲居》、《和陶拟古九首》、《和陶杂诗十一 首》、《和陶赠羊长吏》、《和陶停云四首》、《和陶形赠影》、《和陶影答形》、《和陶刘柴桑》、《和陶酬刘柴桑》、《和陶郭主簿》等109篇和陶诗,可见陶渊明对苏东坡影响之深。

散文辞赋

陶渊明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和影响,有赖于他的散文和辞赋的,实不下于他的诗歌。特别是《五柳先生传》、《桃花源记》和《归去来兮辞》,这三篇最见其性情和思想,也最著名。

《五柳先生传》采用正史纪传体的形式,并不注重描述生平事迹而重在表现生活情趣,带有自叙情怀的特点,这种写法是陶渊明首创。《归去来兮辞》是一篇脱离仕途回归田园的宣言。文中不乏华彩的段落,其跌宕的节奏,舒畅的声吻,将诗人欣喜若狂的情状呈现在读者面前。欧阳修曾评价说:“晋无文章,惟陶渊明《归去来兮辞》一片而已。”《桃花源记》应当强调的是,陶渊明所提供的理想模式有其独特之处:在桃花源生活的是一群普通的人,一群躲避战乱的人,而不是神仙,只是比世人多保留了天性的真纯。陶渊明在归隐之初想到的还是个人的进退清浊,写《桃花源记》时已不限于个人,而是想到整个社会的出路和广大人民的幸福。能够迈出这一步与多年的躬耕和贫困生活有关。虽然桃花源只是一个空想,但能提出这个空想是十分可贵的。

文学思想

陶渊明是中古时代的大思想家。他的文学思想是魏晋南北朝文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他对真的理解,既注重历史与生活的真实,更注重思想情感和襟怀抱负的真实,是较完美的艺术真实。同时,他对自然的理解也表现其文学思想的独特性。他不言教化、不事雕凿,注重情感的自由抒发,注重诗文的自然天成,这是一种非常高的境界。然而,无论是提倡艺术真实,还是推崇文学的自然,都是为了酣畅淋离地表现人生。这是陶渊明文学思想的灵魂。

陶渊明对社会人事的虚伪黑暗有极清醒的认识,因而他的隐逸不是消极的逃避现实,而是具有深刻的批判社会现实的积极意义。当他在漫长的隐居生活中陷入饥寒交迫的困境时,尽管也彷徨过,动摇过,但最终还是没有向现实屈服,宁固穷终生也要坚守清节。据说郡官派督邮来见他,县吏就叫他穿好衣冠迎接。他叹息说:“我岂能为五斗米,向乡里小儿折腰!”从此,不为五斗米折腰传为佳谈。陶渊明喜欢喝酒,“寄酒为迹”抒发自己不愿和腐朽的统治集团同流合污的心愿,表现出诗人恬淡旷远的襟怀、孤傲高洁的品格,也正是因为如此它的作品才虽平淡质朴却诗意盎然。

陶诗文共一百四十几篇,引用《列子》、《庄子》典故多达七十次之多,不能不说对老庄思想接受甚深。陶渊明崇尚老庄的自然美学观,同时又是生活劳动在田园之中,很自然地,田园生活便成了他的审美对象化,也因此成就了中国田园诗歌的辉煌。陶渊明以自然为美,以真为美的诗美思想,闪耀在诗情上,便是照亮了人物个性,使读者强烈感受到诗人傲岸不屈,追求自由的人格魅力;体现在内容上,则是把田园生活引进 了诗坛,为中国诗歌的发展开辟了一片新天地;渗透在艺术上,则是产生了真朴淡远的艺术境界和冲淡自然的美学风格。这就是伟大诗人的陶渊明,千百年来,他的品格,他的诗歌,他的田园,连同他的那份悠然,一并成为后世诗人与读者崇拜和研究的对象,就足以说明他美学思想的无尽生命力。

艺术特色

语言

陶渊明作品的语言平淡,但这平淡是把深厚的感情和丰富的思想用朴素平易的语言表达出来;表意易读懂,其内涵还需细细品味,但又富有情致和趣味。梁实秋曰:“绚烂之极归于平淡,但是那平不是平庸的平,那淡不是淡而无味的淡,那平淡乃是不露斧凿之痕的一种艺术韵味。”

如农家口语,但塑造出来的艺术形象却生动鲜明。苏轼云:“渊明诗初视若散缓,熟读有奇趣。如嗳嗳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又曰:‘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大率才高意远,则所寓得奇妙,遂能如此,如大匠运斤,无斧凿痕,不知者则疲精力,至死不悟。”体现了一种“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王安石语)的巧妙构思。

手法

他善于以白描及写意手法勾勒景物、点染环境,意境浑融高远又富含理趣。语言精工本色,朴素真率,笔调疏淡,风韵深厚。但陶诗并非只有飘逸悠然、自然冲淡一种风格,也有金刚怒目的慷慨豪放如《咏荆轲》、《读山海经》的“精卫衔微木”等。陶诗还善于将兴寄和自然美融为一体。他笔下的景物既是有象征意义的意中之景,又是生活中的实有之景。如《拟古》其七“日暮天无云”中所写“云间月”、“叶中华”,便既是月夜春景,又是对人生最美好酣畅的短暂时光的比喻。陶渊明笔下的景物往往被人格化,如青松、芳菊、归鸟、孤云,都是日常生活中常见的景物,也是诗人高洁性格的象征。

风格

陶渊明长于诗文辞赋,诗多描绘自然景色及其在农村生活的情景,而这田园生活也是陶渊明诗的主要题材,其中的优秀作品寄寓着对官场与世俗社会的厌倦,表露出其洁身自好,不愿屈身逢迎的志趣,但也有宣扬“人生无常”,“乐安天命”等消极思想。其艺术特色,兼有平淡于爽朗之胜,语言质朴自然,而又极为精炼,具有独特风格。陶渊明是我国第一位田园诗人,诗文重在抒情和言志。抒情、写景、议论紧密结合,情景交融,从中反映了作者的个性,他的清高自赏和不与世俗同习。

 6、白居易编辑本段

     白居易(772年~846年),字乐天,号香山居士,又号醉吟先生,祖籍太谷,生于河南新郑,是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唐代三大诗人之一。白居易与元稹共同倡导新乐府运动,世称“元白”,与刘禹锡并称“刘白”。白居易的诗歌题材广泛,形式多样,语言平易通俗,有“诗魔”和“诗王”之称。白居易有《白氏长庆集》传世,代表诗作有《长恨歌》、《卖炭翁》、《琵琶行》等。

主要成就

官场

翰林学士

前期是兼济天下时期,后期是独善其身时期。白居易贞元十六年(800年)29岁时中进士,先后任秘书省校书郎、盩至尉、翰林学士,元和年间任左拾遗,写了大量讽喻诗,代表作是《秦中吟》十首,和《新乐府》五十首,这些诗使权贵切齿、扼腕、变色。元和六年,白居易母亲因患神经失常病死在长安,白居易按当时的规矩,回故乡守孝三年,服孝结束后回到长安,皇帝安排他做了左赞善大夫。

江州司马

元和十年六月,白居易44岁时,宰相武元衡和御史中丞裴度遭人暗杀,武元衡当场身死,裴度受了重伤。对如此大事,当时掌权的宦官集团和旧官僚集团居然保持镇静,不急于处理。白居易十分气愤,便上书力主严缉凶手,以肃法纪。可是那些掌权者非但不褒奖他热心国事,反而说他是东宫官,抢在谏官之前议论朝政是一种僭越行为;于是被贬谪为州刺史。王涯说他母亲是看花的时候掉到井里死的,他写赏花的诗和关于井的诗,有伤孝道,这样的人不配治郡,于是他被贬为江州司马。实际上他得罪的原因还是那些讽喻诗。

贬官江州(现九江)给白居易以沉重的打击,他说自己是 “面上灭除忧喜色,胸中消尽是非心”,早年的佛道思想滋长。三年后由于好友崔群的帮助他升任忠州刺史。

杭州刺史

元和十五年,唐宪宗暴死在长安,唐穆宗继位,穆宗爱他的才华,把他召回了长安,先后做司门员外郎、主客郎中知制诰、中书舍人等。但当时朝中很乱,大臣间争权夺利,明争暗斗;穆宗政治荒怠,不听劝谏。于是他极力请求外放。822年,白居易被任命为杭州刺史。在杭州任职期间,他见杭州一带的农田经常受到旱灾威胁,官吏们却不肯利用西湖水灌田,就排除重重阻力和非议,发动民工加高湖堤,修筑堤坝水闸,增加了湖水容量,解决了钱塘(今杭州)、盐官(今海宁)之间数十万亩农田的灌溉问题。白居易还规定,西湖的大小水闸、斗门在不灌溉农田时,要及时封闭;发现有漏水之处,要及时修补。白居易还组织群众重新浚治了唐朝大历年间杭州刺史李泌在钱塘门、涌金门一带开凿的六口井,改善了居民的用水条件。

文学

白居易是中唐时期影响极大的大诗人,他的诗歌主张和诗歌创作,以其对通俗性、写实性的突出强调和全力表现,在中国诗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在《与元九书》中,他明确说:“仆志在兼济,行在独善。奉而始终之则为道,言而发明之则为诗。谓之讽谕诗,兼济之志也;谓之闲适诗,独善之义也。”由此可以看出,在白居易自己所分的讽喻、闲适、感伤、杂律四类诗中,前二类体现着他 “奉而始终之”的兼济、独善之道,所以最受重视。同时提出了自己的文学主张:“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而他的诗歌主张,也主要是就早期的讽谕诗的创作而发的。

早在元和初所作《策林》中,白居易就表现出重写实、尚通俗、强调讽喻的倾向:“今褒贬之文无核实,则惩劝之道缺矣;美刺之诗不稽政,则补察之义废矣。……俾辞赋合炯戒讽喻者,虽质虽野,采而奖之。”(六十八《议文章》)诗的功能是惩恶劝善,补察时政,诗的手段是美刺褒贬,炯戒讽喻,所以他主张: “立采诗之官,开讽刺之道,察其得失之政,通其上下之情。”(六十九《采诗》)他反对离开内容单纯地追求“宫律高”、“文字奇”,更反对齐梁以来“嘲风月、弄花草”的艳丽诗风。在《新乐府序》中,他明确指出作诗的标准是:“其辞质而径,欲见之者易谕也;其言直而切,欲闻之者深诫也;其事核而实,使采之者传信也;其体顺而肆,可以播于乐章歌曲也。”这里的“质而径”、“直而切”、 “核而实”、“顺而肆”,分别强调了语言须质朴通俗,议论须直白显露,写事须绝假纯真,形式须流利畅达,具有歌谣色彩。也就是说,诗歌必须既写得真实可信,又浅显易懂,还便于入乐歌唱,才算达到了极致。

白居易对诗歌提出的上述要求,全部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补察时政。所以他紧接着说:“总而言之,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也。” (《新乐府序》)在《与元九书》中,他回顾早年的创作情形说:“自登朝来,年齿渐长,阅事渐多,每与人言,多询时务;每读书史,多求理道,始知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为时为事而作,首要的还是“为君”而作。他也说:“但伤民病痛,不识时忌讳”(《伤唐衢二首》其二),并创作了大量反映民生疾苦的讽谕诗,但总体指向却是“唯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寄唐生》)。因为只有将民情上达天听,皇帝开壅蔽、达人情,政治才会趋向休明。

《琵琶行》与《长恨歌》是白居易写得最成功的作品,其艺术表现上的突出特点是抒情因素的强化。与此前的叙事诗相比,这两篇作品虽也用叙述、描写来表现事件,但却把事件简到不能再简,只用一个中心事件和两三个主要人物来结构全篇,诸如颇具戏剧性的马嵬事变,作者寥寥数笔即将之带过,而在最便于抒情的人物心理描写和环境气氛渲染上,则泼墨如雨,务求尽情,即使《琵琶行》这种在乐声摹写和人物遭遇叙述上着墨较多的作品,也是用情把声和事紧紧联结在一起,声随情起,情随事迁,使诗的进程始终伴随着动人的情感力量。除此之外,这两篇作品的抒情性还表现在以精选的意象来营造恰当的氛围、烘托诗歌的意境上。如《长恨歌》中“行宫见月伤心色,夜雨闻铃肠断声”,《琵琶行》中 “枫叶荻花秋瑟瑟”“别时茫茫江浸月”等类诗句,或将凄冷的月色、淅沥的夜雨、断肠的铃声组合成令人销魂的场景,或以瑟瑟作响的枫叶、荻花和茫茫江月构成哀凉孤寂的画面,其中透露的凄楚、感伤、怅惘意绪为诗中人物、事件统统染色,也使读者面对如此意境、氛围而心灵摇荡,不能自已。

个人作品

主题

题材集中是白居易讽喻诗的艺术特色之一。他一般只选择最典型的一件事,突出一个主题,“一吟悲一事”,主题非常明确。为使主题更明确传达给读者,或诗题下加小序点明主题,或“卒章显其志”突出主题。其次,白诗的艺术特色还表现在刻画人物上,他能抓住人物的特征,用白描方法勾勒出鲜明生动的人物形象。但白诗的诗意并不浅显,他常以浅白之句寄托讽喻之意,取得怵目惊心的艺术效果。《轻肥》一诗描写了内臣、大夫、将军们赴会的气概和席上酒食的丰盛,结句却写道:“是岁江南旱,衢州人食人”,这是一幅多么惨烈的情景。

闲适诗和讽喻诗是白居易特别看重的两类诗作,二者都具有尚实、尚俗、务尽的特点,但在内容和情调上却很不相同。讽喻诗志在“兼济”,与社会政治紧相关联,多写得意激气烈;闲适诗则意在“独善”,“知足保和,吟玩性情” (《与元九书》),从而表现出淡泊平和、闲逸悠然的情调。

白居易的闲适诗在后代有很大影响,其浅切平易的语言风格、淡泊悠闲的意绪情调,都曾屡屡为人称道,但相比之下,这些诗中所表现的那种退避政治、知足保和的“闲适”思想,以及归趋佛老、效法陶渊明的生活态度,因与后世文人的心理较为吻合,所以影响更为深远。如白居易有“相争两蜗角,所得一牛毛” (《不如来饮酒七首》其七)、“蜗牛角上争何事,石火光中寄此身”(《对酒五首》其二)的诗句,而“后之使蜗角事悉稽之”(吴曾《能改斋漫录》卷八)。即以宋人所取名号论,“醉翁、迂叟、东坡之名,皆出于白乐天诗云”(龚颐正《芥隐笔记》)。宋人周必大指出:“本朝苏文忠公不轻许可,独敬爱乐天,屡形诗篇。盖其文章皆主辞达,而忠厚好施,刚直尽言,与人有情,于物无着,大略相似。谪居黄州,始号东坡,其原必起于乐天忠州之作也。”(《二老堂诗话》)凡此种种,都展示出白居易及其诗的影响轨迹。

诗歌理论

白居易的思想,综合儒、佛、道三家,以儒家思想为主导。孟子说的“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是他终生遵循的信条。其“兼济”之志,以儒家仁政为主,也包括黄老之说、管萧之术和申韩之法;其“独善”之心,则吸取了老庄的知足、齐物、逍遥观念和佛家的“解脱”思想。二者大致以白氏被贬江州司马为界。白居易不仅留下近三千首诗,还提出一整套诗歌理论。他把诗比作果树,提出“根情、苗言、华声、实义”(《与元九书》)的观点,他认为“情”是诗歌的根本条件,“感人心者莫先乎情”(《与元九书》),而情感的产生又是有感于事而系于时政。因此,诗歌创作不能离开现实,必须取材于现实生活中的各种事件,反映一个时代的社会政治状况。他继承了《诗经》以来的比兴美刺传统,重视诗歌的现实内容和社会作用。强调诗歌揭露、批评政治弊端的功能。他在诗歌表现方法上提出一系列原则。《与元九书》中他提出了著名的“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现实主义创作原则。

他的这种诗歌理论对于促使诗人正视现实,关心民生疾苦,是有进步意义的。对大历(766~779)以来逐渐偏重形式的诗风,亦有针砭作用。但过分强调诗歌创作服从于现实政治的需要,则势必束缚诗歌的艺术创造和风格的多样化。

创作主张

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

作品风格

语言优美、通俗、音调和谐,形象鲜明、政治讽喻。

 7、寇凖编辑本段

     寇凖(961年—1023年10月24日),字平仲,华州下邽(今陕西渭南)人,北宋政治家、诗人;与白居易、张仁愿并称“渭南三贤”。寇凖善诗能文,其七绝诗尤有韵味,有《寇忠愍诗集》三卷传世。皇祐四年(1053年),宋仁宗下诏为其立神道碑,并亲于碑首撰“旌忠”字,复爵莱国公,追赠中书令,谥号“忠愍”,故后人多称寇忠愍或寇莱公。

主要经历

书香门第

寇凖先世曾居太原太谷昌平乡,后移居冯诩,最后迁至华州下邦。寇凖出身于名门望族,其远祖苏岔生曾在西周武王时任司寇,因屡建大功,赐以官职为姓。父亲寇湘于后晋开运年间考中进士甲科,后应诏任魏王记室参军,因屡建功勋,被封为国公,追赠官职至太师尚书令。寇凖天资聪明,又勤奋好学,十四岁时已经写出了不少优秀的诗篇。十五岁时就能精习《春秋》。

步入仕途

太平兴国五年(980年),十九岁的寇凖考中进士。宋太宗选取进士,往往到殿前的平台亲自看望提问,年纪轻的人往往不予录用。有人教寇凖增报年龄,寇凖说:“我刚刚准备要踏上仕途,怎么可以欺骗陛下呢?”后来考取了,被授官大理评事,被派往归州巴东任知县,任满改任成安知县。以后他又先后升任盐铁判官、尚书虞部郎中、枢密直学士等官。

端拱二年(989年),寇凖曾奏事殿中,大胆进谏。

由于忠言逆耳,宋太宗听不进去,生气地离开了龙座,转要回内宫。寇凖却扯住宋太宗的衣角,劝他重新落座,听他把话讲完。事后,宋太宗十分赞赏寇凖,高兴地说:“我得到寇凖,像唐太宗得到魏徵一样。”寇凖在宋太宗朝群臣中,以刚直足智著名。

淳化初年,朝廷处理了两桩受贿案。情节严重的王淮,赃钱以千万计,仅被撤职仗责,不久又恢复了原职;而情节较轻的祖吉,却被处以死刑。寇凖知道这是王淮的哥哥、参知政事王沔搞的鬼,心中忿忿不平。

淳化二年(991年)春,发生了一次大旱灾,宋太宗召集近臣询问时政得失。群臣多认为是天数所致,寇凖则说:“《洪范》里说,天和人的关系,相互应和就像影子和回声,大旱是因为刑罚有不公平的地方。”宋太宗很生气,起身回到宫中。过了一会儿,召寇凖询问刑罚不公平的情况,寇凖说:“希望把二府的官员召来,我就说。”皇上下令召二府的官员来,寇凖就说:“不久前祖吉和王淮都触犯法律接受贿赂,祖吉受贿较少却被杀头,王淮因为是参政王沔的弟弟,收受钱财千万,只受杖刑,仍官复原职,这不是不公平是什么?”宋太宗把这件事问王沔,王沔叩头谢罪,于是宋太宗严厉批评了王沔,并且知道寇凖可用。当即任命寇凖为左谏议大夫、枢密副使,改任同知院事,开始直接参预北宋朝廷的军国大事。

寇凖在枢密院与知院张逊发生了严重的意见分歧,一天,寇凖与与温仲舒一起外出,在路上碰到一个疯子迎着他的马喊万岁。判左金吾王宾与张逊向来交好,张逊就嗾使他把这件事禀告宋太宗。寇凖引温仲舒作证,张逊让王宾单独上奏,言辞很严厉,并且互相指责对方的短处。宋太宗很生气,贬谪了张逊,寇凖也被免官任青州知府。但这时宋太宗已离不开寇凖了,寇凖去青州后,宋太宗闷闷不乐,经常询问有关寇凖在青州的情况。第二年,寇凖就被召回京师,拜为参知政事。至道元年(995年)又加给事中。

劝帝立储

当时宋太宗在位日久,一直未立皇储。这件事也一直是令宋太宗头疼的事情。因为宋太祖驾崩后,其子德昭未能继位,宋太宗以皇弟身分践祚,并且宋太祖之死还有“烛影斧声”之谜,也就是说宋太宗有杀兄夺位之嫌。因此宋太宗传位,就面临两个选择:立自己的儿子,还是立太祖的儿子。当时一般大臣都讳言立储一事。大臣冯拯曾上疏请立皇储,被太宗贬到岭南。从此朝野上下很少有人再敢议论此事。

寇凖刚从青州还朝,入见宋太宗。宋太宗当时正患足疾,让寇凖看过伤情后,深情地问道:“你怎么现在才回京?”宋太宗觉得有点过意不去。接着宋太宗便向寇凖问起应立谁为皇太子。寇凖已猜到宋太宗这次召见他的目的,他早已成竹在胸,但他并没有直接回答宋太宗的问题。

寇凖说:“为天下选择国君,不能与后妃、中官(宦官)商量,也不能与近臣谋划;应选择众望所归者立为太子。”宋太宗低头想了好久,屏退左右的人,轻声问道:“襄王怎么样?”寇凖心中暗喜,便顺水推舟地说:“知子莫若父。陛下既然认为襄王可以,就请决定吧。”第二天,宋太宗便宣布襄王赵恒为开封尹,改封寿王,后立为皇太子。

宋太宗与太子拜谒祖庙回来,京城的人们拥挤在道路两旁喜气洋洋,争着看皇太子。这时人群中有人喊了声“少年天子”。宋太宗听后很不高兴,问寇凖:“人心归向太子将把我放在什么位置?”寇凖连连拜贺说:“陛下选择的皇储深得人心,这是国家的福气。”宋太宗恍然大悟,赏寇凖对饮,大醉而罢。此后宋太宗更加依重寇凖。有人给宋太宗献了个宝物:一通天犀,宋太宗令人加工成两条犀带,一条自用,另一条赐给了寇凖。

澶渊退敌

至道三年(997年),宋太宗驾崩,太子赵恒继位,即宋真宗,寇凖任尚书工部侍郎,宋真宗很早就想让寇凖做宰相,担心他性格刚直,难于独自担任。辽国乘宋主新立,更加频繁地骚扰边境。

咸平二年(999年),辽军大败宋军于高阳关,俘宋并代都部署康保裔,大掠而还。咸平六年(1003年),辽军再侵高阳关,宋军副都部署王继忠又被俘降辽。这两次战争极大地震惊了北宋朝廷。景德元年,边境告急文书频传,说辽军又要大规模入侵了。这年六月,参知政事毕士安向宋真宗推荐寇凖为相。毕士安说:“寇凖天资忠义,能断大事;志身殉国,秉道嫉邪。眼下北强入侵,只有寇凖可以御敌保国。”八月,寇凖与毕士安同日拜相。

景德元年(1004年),寇凖以集贤殿大学士的官职排在毕士安(参知政事)之下。九月,辽圣宗耶律隆绪和他的母亲萧太后,率20万大军,从幽州出发,浩浩荡荡,向南推进。辽军由威虏军攻定州,被宋兵阻击,便把兵锋转向东南。当辽军南下。“急书一夕五至”的时候,北宋统治集团的上层人物大多惊惶恐惧。参知政事王钦若是江南人,主张迁都金陵。枢密副使陈尧叟是四川人,提议迁都成都。他们主张用躲避辽国的办法,应付辽国的入侵。宋真宗本来就无心抗敌,更表现得惶恐不安。只有寇凖与毕士安坚决主张抵抗,当宋真宗问他们的意见时,王钦若、陈尧叟二人正好在场。寇凖心里明白,迁都之议就是他们提出的,但他却假装不知,对宋真宗说:“谁是替陛下筹划这个计策的人?他的罪可以杀头。现在陛下是神明威武的皇帝,武将和文臣都很团结,如果您亲自领兵出征,敌人自然而然就会逃跑。不这样,那就出奇兵打乱敌人的计划,坚守阵地消磨敌人的士气,使敌人困乏疲惫。从疲劳和安逸的敌我形势来看,我们有必胜的把握。为什么要抛弃太庙太社,到楚、蜀这样边远的地方去呢?问题在于人心崩溃了,敌人乘势而入,天下还能够保住吗?”寇凖的意见终于阻止了妥协派逃跑避敌的主张。为了消除王钦若对宋真宗的影响,寇凖把他从宋真宗身边调到天雄军前线去防辽兵。

寇凖派探子到前线侦察情况,根据对敌情的分析,制定了一套抗敌方略。他指出:“目前敌人已至深州、祁州以东,我方大军在定州及威虏等地,东路别无驻军。应一面调天雄军步骑万人,驻守贝州,派孙全照指挥,遇敌掩杀;另一方面招募民兵,深入敌后,袭击敌人据点,兼以报告敌情。这样就可以振奋军威,安定人心,打乱敌人的军事部署,并可与刑州和沼州的军事据点构成犄角之势,以便攻守。万一敌骑南下攻人贝州,即应增援定州,向东北进攻,牵制敌人后方,使敌兵不敢纵深作战。”同时寇凖特别强调指出:为了鼓舞士气,争取更大的胜利,宋真宗必须渡过黄河,亲临前线。寇凖一方面同妥协派斗争,一方面积极备战。他派人到河北把农民中的优秀青年组织起来,加以训练,发展民兵队伍,并规定:河北民兵杀敌,所在官军应给以声援;民兵中有杀敌立功者,同样给予奖赏。寇凖还派人携带钱物慰劳河北驻军,并出银30万两交给河北转运使,用来收购军粮,充实军资。

十月,辽兵攻下祁州,向东南推进,经贝州,直扑澶州城下。这样一来,不仅河北大片领土陷入敌手,而且仅隔一河的都城汴京也暴露在辽国骑兵的威胁之下。事实摆在面前,只有坚决抗敌才是惟一的出路。怯弱的宋真宗在寇凖的督促下终于决定亲征。但统治集团内部仍然有不少人对抗敌没有信心,甚至当时的宰相毕士安也以自己抱病在身,以及太白星白天出现对大臣不祥为借口,不愿随驾北征,并对寇凖促使宋真宗亲征说三道四。

在寇凖的督促下,宋真宗让雍王留守京师,自己起驾北上。当车驾缓慢行至韦城时,辽军日益迫近的消息雪片似地从前方飞来。臣僚中又有人劝真宗到金陵躲避敌锋,于是真宗又动摇起来。寇凖十分懂得把握军心民心和“取威决胜”的军事法则。他提醒真宗在大敌压境,四方危机的情况下,只可进尺、不可退寸。三寇凖明确指出,进则士气备增,退则万众瓦解。殿前都指挥使高琼也支持寇凖的意见。宋真宗车驾终于北行到达澶州。北宋时,黄河还是从澶州流过的,将澶州城一分为二。

辽军已抵北城附近,宋真宗不敢过河,只愿驻扎在南城。寇凖力请渡河,真宗犹豫不决。寇凖对高琼说:“太尉承蒙国家厚恩,今日打算有所报答吗?”高琼说:“我是军人,愿以死殉国。”于是寇凖与高琼商议了一番,便一同去见宋真宗。寇凖对宋真宗说:“陛下如果认为我刚才的话不足凭信,可以问问高琼。”没等真宗开口,高琼便说:“寇凖的话不无道理。随军将士的父母妻子都在京师,他们不会愿意抛弃家中老小随您迁都而只身逃往江南的。”接着高琼便请宋真宗立即动身渡河。枢密院事冯拯在一旁呵责高琼对宋真宗鲁莽。高琼愤怒地驳斥道:“你冯拯只因为会写文章,官做到两府大臣。眼下敌兵向我挑衅,我劝皇上出征,你却责备我无礼。你有本事,为何不写一首诗使敌人撤退呢?”高琼命令卫士把真宗的车驾转向北城行进。渡过浮桥时高琼简直是在驱赶卫士前进。当真的黄龙旗在澶州北城楼上一出现,城下北宋的兵民立即欢声雷动,气势百倍。真宗到澶州北城象征性地巡视后,仍回南城行宫,把寇凖留在北城,负责指挥作战。宋真宗几次派人探视寇凖的举动。寇凖与知制诰杨亿在城楼上喝酒下棋,十分镇定。寇凖胸有成竹,使宋真宗不再恐慌。

自从辽国大举入侵之后,各地军民英勇抗敌。辽军虽然号称20万,却是孤军深入,供给线长,粮草不继。十月以后,辽国军队在战场上节节失利。尤其是真宗亲临北城时,辽军先锋萧挞览在澶州城下被宋将李继隆部将张环用精锐的床子弩射杀,极大地动摇了契丹军心。因此辽国太后萧绰及大丞相耶律隆运估计在战场上捞不到什么便宜,便转而向北宋议和,企图从谈判桌上获得在战场上得不到的好处。

宋真宗本来就没有抗敌的决心。差不多在他离京亲征的同时,宋朝的议和使节曹利用也被派往契丹军营。曹利用当时是一个职位很低的官员。在辽宋对垒的过程中,曹利用总是往来于两军之间。辽圣宗和萧太后也通过前一年望都之战中俘虏的宋将王继忠和曹利用联系。契丹提出的议和条件是要宋“归还”后周世宗北伐夺得的“关南之地”。宋方的条件是,只要辽国退兵可以每年给辽一些银、绢,但不答应领土要求。谈判在两军对峙中进行。最后终于按宋方的条件达成了协议,剩下的问题就是每年给辽银绢的数量。曹利用临行前请示宋真宗,真宗说:“必不得已,一百万也可。”曹利用从真宗的行宫一出来就被一直守候在门外的寇凖叫住。寇凖叮咛他说:“虽然有圣上的旨意,但你去交涉,答应所给银绢不得超过30万。否则,你就不必再来见我,那时我要砍你的头!”

寇凖始终反对议和,主张乘势出兵、收复失地。主战派将领宁边军都部署杨之,以夺取幽燕数州。但由于真宗倾心于议和,致使妥协派气焰嚣张。他们攻击寇凖拥兵自重,甚至说他图谋不轨。寇凖在这班人的毁谤下,被迫放弃了主战的主张。于是,在妥协派的策划下,于同年十二月,宋辽双方订立了和约。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澶渊之盟”。

蒙冤遭贬

澶渊之盟固然值得称道,在这次战争中,宋军也给辽军以有力的反击,使辽朝统治者认识到宋军和中原地区的人民是不可轻侮的。从此以后,契丹就不敢发动大规模的入侵。澶渊之盟后,宋辽边境干戈宁息,贸易繁荣,人民生活安定。从积极抗敌到澶渊之盟,寇凖功冠朝臣,朝野上下有目共睹。但是有功之臣却由此招来不测之祸。寇凖对北宋王朝功重如山,真宗对寇凖十分敬重,引起妥协派官僚的嫉恨。

王钦若这个曾被寇凖斥之为“罪可斩首”的妥协派首领,对寇凖更是恨之入骨。一回到东宫,王钦若就开始对寇凖施展阴谋。在一次退朝之后,他乘机对真宗说:“陛下敬重寇凖,是因为他对国家有功吗?”宋真宗点头肯定。王钦若说:“我想不到陛下竟有这样的看法。澶渊之役,陛下不以为耻,反而说寇凖有功。”宋真宗一愣,问他原故。王钦若说:“《春秋》—书都把城下之盟当作一种耻辱。澶渊之盟实际上是城下之盟,陛下不以为耻吗?”王钦若见宋真宗不高兴,接着说:“陛下听说过赌博吧。那些赌徒在钱快要输完时,就尽其所有押了上去,输赢在此一着,这就叫‘孤注一掷’。陛下在澶州时不过是寇凖的‘孤注’罢了,真是危险啊!”从此,宋真宗对寇凖就冷淡起来。

寇凖做宰相,选拔人才不讲门第,喜欢进用出身贫寒而有真才的人。御史台是专门批评朝政得失的机构,每当御史台官员有缺额时,他就让平时具有批评精神的人去担任。这样一来,他就更成为王钦若等人的眼中钉。在王钦若一伙的攻击下,景德三年(1006年)二月,寇凖被免去相职,到陕州去做知州。

寇凖离开东京,在河南、陕西等地作了多年的地方官。丁谓与王钦若都是一个善于奉迎之人,为了博得宋真宗的欢心与信任,他们大搞迷信活动,以伪造所谓“天书”、编造祥异等事。粉饰太平、迷惑视听。宋真宗晚年卧病不起,越发迷信和糊涂,对于王钦若与丁谓,简直到了言听计从的地步。

天禧三年(1019年),形势发生了变化。丁谓主动邀请寇凖回朝再当宰相。丁谓此举别有一番用心。当时,无论从资历是从声望上讲,丁谓实在不够宰相的资格,因而他以参知政事的名义请寇凖回朝为相,以便假借寇凖的资望为自己的权势服务。这一点,局外人是清楚的。寇凖的一个门生就曾十分恳切地对寇凖说,称病不去为上策,而“再入中书”当宰相为下策。然而耿直的寇凖不听劝阻,终于在六月间赴京上任了。

丁谓对寇凖先后施展了两套阴谋。起初他一心想把寇凖拉为同党。在一次宴会上,寇凖的胡须沾了些菜汤,丁谓马上起身为寇凖擦须。寇凖不但不领情,反而十分恼火,当场训斥丁谓有失大臣之体。丁谓恼羞成怒,发誓要报复寇凖。

宋真宗得风湿病后,刘皇后参预朝政,凡事皆问丁谓。丁谓误国,寇凖、王旦、向敏中等元老重臣都上奏建议应选择正大光明的大臣来辅佐太子监国。寇凖还特别指出:“丁谓、钱惟演是奸佞之人,不能辅佐少主。”其实是在反对刘皇后预政,反对丁谓专权。病中的宋真宗也意识到丁谓专权的严重局势,批准了寇凖等人的上奏。寇凖让知制诰杨亿秘密起草太子监国的诏旨,并且准备与杨亿一起辅政。

刘皇后是四川人,她娘家的人仗势犯法,宋真宗为了刘皇后的面子,下诏赦免。寇凖坚决反对,认为必须按国法处置。为这件事,刘皇后与寇凖结下怨仇。不料,寇凖与杨亿密谋由太子监国一事被杨亿的妻弟张演酒后泄漏,刘皇后先下手为强,罢寇凖为太子太傅,封为莱国公。正在这个节骨眼上,和丁谓有私怨的太监周怀政联络同党,企图发动政变,斩杀丁谓,复相寇凖,尊宋真宗为太上皇,拥立皇太子即位。这件事被客省使杨崇勋出卖。丁谓连夜化装乘牛车到曹利用那里商量对策。丁谓、曹利用派兵包围了周怀政的住处。周怀政被俘后自杀。丁谓想乘机干脆把寇凖置于死地,就诬告寇凖参与密谋。寇凖虽没被问成死罪,却再次罢相,被逐出京城。

客死雷州

寇凖遭贬,据说是丁谓等背着宋真宗干的。据《宋史·寇凖传》记载,寇凖被贬,真宗卧病不知,问左右的人为什么多日没见寇凖,左右臣僚都不敢回答实情。寇凖离开京城那天,大臣们由于害怕丁谓,都不敢去送行,只有王曙以“朋友之义”为寇凖饯行。参知政事李迪十分愤懑,公然宣布自己与丁谓不共戴天,甚至持手板击打丁谓。李迪面奏皇帝痛斥丁谓之奸邪,力诉寇凖之蒙冤。寇凖再次罢相后,丁谓当了宰相,将寇凖一贬再贬。

乾兴元年(1022年),含冤负屈离开道州而向南部海滨雷州赴任。到任后,连个像样的住房也没有,但当地官员、百姓素来仰慕寇凖的为人,主动替他盖房,安排寓所。他在任上,除少数政务外,主要是读经释书,闲暇时写字、会友,每逢客至,则笑脸相迎,毫无权贵大官的样子。

天圣元年(1023年),寇凖在雷州任所忧病交加,卧倒在床。此时,他以《病中诗》为题,赋诗一首:“多病将经年,逢迎故不能。书惟看药录,客只待医僧。壮志销如雪,幽怀冷似冰。郡斋风雨后,无睡对青灯。”

天圣元年(1023年)九月,寇凖病故于雷州竹榻之上,妻子宋氏奏乞归葬故里,仁宗准奏。但因所拨费用有限,灵柩运至中途,钱已用完,只得寄埋洛阳巩县。

明道二年(1033年)十一月,仁宗为寇凖昭雪,恢复寇凖太子太傅、莱国公之职,赠中书令,谥号“忠愍”。寇凖得以归葬下邽。

皇祐元年(1049年),仁宗又令翰林学士孙抃为寇凖撰写了《莱国寇忠愍公旌忠之碑》,并亲笔为碑首篆书了“旌忠”二字。

主要作品

春日登楼怀归

长安春书

书河上亭壁

江南春

冬日北斋

虚堂

夏日

咏华山

江南春·波渺渺

踏莎行·春暮

点绛唇·水陌轻寒

甘草子·春早

阳关引·塞草烟光阔

蝶恋花·四十年来身富贵

人物评价

赵光义:朕得寇凖,犹文皇之得魏徵也。

赵恒:凖刚忿如昔。

吕端:凖性刚自任。

毕士安:①寇凖兼资忠义,善断大事,此宰相才也。②凖方正慷慨有大节,忘身徇国,秉道疾邪,此其素所蓄积,朝臣罕出其右者,第不为流俗所喜。今天下之民虽蒙休德,涵养安佚,而西北跳梁为边境患,若凖者正所宜用也。

王旦:凖好人怀惠,又欲人畏威,皆大臣所避。而凖乃为己任,此其短也。

范仲淹:寇莱公澶渊之役,而能左右天子,不动如山,天下谓之大忠。

田况:寇凖在相位,以纯亮得天下之心。丁谓作相,专邪黩货,为天下所愤。民间歌之曰:“欲时之好,呼寇;欲世之宁,当去丁。”及相继贬斥,民间多图二人形貌对张于壁,屠酤之肆往往有焉。虽轻訬顽冥少年无赖者,亦皆口陈手指,颂寇而诟丁,若己之恩雠者,况耆旧有识者哉!

陈瓘:当时若无寇凖,天下分为南北矣。然寇莱公岂为孤注之计哉?观契丹之入寇也,掠威虏、安顺军,则魏能、石普败之;攻北平寨,则田敏击走之;攻定州,则王超等拒之;围岚岢军,则贾宗走之;寇瀛州,则李延渥败之;攻天雄,则孙全照却之;抵澶州,则李继隆御之。兵将若此,则亲征者所以激将士之用命。然所谓亲征者,在景德行之则可。而议者当靖康时,有请用真宗故事,则不可。盖亲征之行,必兵强可也,财富可也,将能擒敌可也。若此,则分画明,纪纲修,法度正。一有不然,则委人主以危事曰:“天子所在,兵无不胜。”此书生之虚论,可言而不可行也。寇凖之功不在于主亲征之说,而在于当时画策欲百年无事之计。向使其言获用,不惟无庆历之悔,亦无靖康之祸矣。我宋之安,景德之役也;靖康之祸,亦景德之役误之也。景德王师一动而诛鞑览,契丹不能渡河也,遂使靖康坐守京城而觇敌之不渡河。景德不战而和,欲和者敌也,遂使靖康坐视敌之深入而独意和好之可久。景德既和,诏边郡无邀敌归,所以示大信也,遂使靖康敌人议割吾之三镇,而犹纵敌不追。其守不足以为谋,其和不足以为信,其纵不足以为德,凖之言至是验矣。

王十朋:①昔在景德初,胡虏犯中原。朝廷用莱公,决策幸澶渊。高琼虽武夫,能发忠义言。咏诗退虏骑,用丑枢相颜。銮舆至北城,断桥示不还。一箭毙挞览,夜半却腥膻。至仁不忍杀,和好垂百年。伟哉澶渊功,天子能用贤。②我太祖太宗,肇造我宋之家法者也。真宗仁宗至于列圣,守我宋之家法者也。先正大臣,若范质、赵普之徒,相与造我宋之家法者也。在真宗时,有若李沆、王旦、寇凖。在仁宗时,有若王曾、李迪、杜衍、韩琦、范仲淹、富弼之徒,相与守我宋之家法者也。

脱脱:凖于太宗朝论建太子,谓神器不可谋及妇人、谋及中官、谋及近臣。此三言者,可为万世龟鉴。澶渊之幸,力沮众议,竟成隽功,古所谓大臣者,于斯见之。然挽衣留谏,面诋同列,虽有直言之风,而少包荒之量。定策禁中,不慎所与,致启怀政邪谋,坐窜南裔。勋业如是而不令厥终,所谓“臣不密则失身”,岂不信哉。

孙承恩:立朝侃侃,直道靡顾。致身鼎铉,秉节清素。手扶日毂,不震不凌。社稷之功,莫能与京。

谢肇淛:宋之人物,若王沂公、李文正、司马温公之相业,寇莱公、赵忠定之应变,韩魏公之德量,李纲、宗泽之拨乱,狄青、曹玮、岳飞、韩世忠之将略,程明道、朱晦庵之真儒,欧阳永叔、苏子瞻之文章,洪忠宣、文信国之忠义,皆灼无可议,而且有用于时者,其它瑕瑜不掩,盖难言之矣。

王夫之:澶州之役,寇平仲折陈尧叟、王钦若避寇之策,力劝真宗渡河决战,而日与杨大年饮博歌呼于帐中。故王钦若之谮之曰:“凖以陛下为孤注”,其言亦非无因之诬也。王从珂自将以御契丹于怀州,大败以归而自焚;石重贵自将以追契丹于相州,诸将争叛而见俘于虏;皆孤注也。而真宗之渡河类之。且契丹之兵势方张,而饮谑自如,曾无戒惧,则其保天子之南归,而一兵不损,寸土不失,似有天幸焉,非孤注者之快于一掷乎?则钦若之谮,宜其行矣。

梅毅:寇凖乃"真宰相",有才有度,但其所作词却清丽柔美,意境纤丽,大不似其人风格。

 8、王维编辑本段

     王维(701年-761年,一说699年—761年),河东蒲州(今山西运城)人,祖籍山西祁县。唐朝著名诗人、画家,字摩诘,号摩诘居士。王维出身河东王氏,于开元十九年(731年)状元及第。历官右拾遗、监察御史、河西节度使判官。唐玄宗天宝年间,王维拜吏部郎中、给事中。安禄山攻陷长安时,王维被迫受伪职。长安收复后,被责授太子中允。唐肃宗乾元年间任尚书右丞,故世称“王右丞”。

人物生平

王维于武则天长安元年(701年)出生在蒲州(今运城永济市)。

王维才华早显,与其小一岁的弟弟王缙幼年均聪明过人。十五岁时去京城应试,由于他能写一手好诗,工于书画,而且还有音乐天赋,所以少年王维一至京城便立即成为京城王公贵族的宠儿。有关他在音乐上的天赋,《唐国史补》曾有这样一段故事:一次,一个人弄到一幅奏乐图,但不知为何题名。王维见后回答说 :“这是《霓裳羽衣曲》的第三叠第一拍。”请来乐师演奏,果然分毫不差(根据沈括《梦溪笔谈》卷十七“书画”的考证,《霓裳羽衣曲》第三叠并没有拍,是散曲,白居易的句子“中序擘騞初入拍”也可以说明这一点。沈括精通音律,其言可信。王维工于音律,是正史所载之事,但这个故事却是编造的)。

唐玄宗开元十九年(731年),王维状元及第(一说开元九年<721年>中进士)。任太乐丞,因伶人舞黄狮子受累,贬为济州司仓参军。

开元二十三年(735年),张九龄执政,拔擢王维为右拾遗。

开元二十四年(736年),调任监察御史,后奉命出塞,担任凉州河西节度幕判官。

出仕后,王维利用官僚生活的空余时间,在京城的南蓝田山麓修建了一所别墅,以修养身心。该别墅原为初唐诗人宋之问所有,那是一座很宽阔的去处,有山有湖,有树林也有溪谷,其间散布着若干馆舍。王维与他的知心好友度着悠闲自在的生活,过着半官半隐的生活。

天宝十四年(755年),安史之乱爆发。

至德元载(756年),长安被叛军攻陷,王维被捕后被迫出任伪职。战乱平息后,王维被下狱,交付有司审讯。按理投效叛军当斩,但因他被俘时曾作《凝碧池》抒发亡国之痛和思念朝廷之情,又因其弟刑部侍郎王缙平反有功请求削籍为兄赎罪,王维才得宽宥,降为太子中允,后兼迁中书舍人,官终尚书右丞。

上元二年(761年),王维逝世。临终时,他仍作书向亲友辞别,完成后便安然离世。

王维早年有过积极的政治抱负,希望能作出一番大事业,后值政局变化无常而逐渐消沉下来,吃斋念佛。四十多岁的时候,他特地在长安东南的蓝田县辋川营造了别墅和在终南山上,过着半官半隐的生活。《辋川闲居赠裴秀才迪》这首诗是他隐居生活中的一个篇章,主要内容是“言志”,写诗人远离尘俗,继续隐居的愿望。诗中写景并不刻意铺陈,自然清新,如同信手拈来,而淡远之境自见,大有渊明遗风。

王维在诗歌上的成就是多方面的,无论边塞、山水诗、律诗还是绝句等都有流传人口的佳篇。

主要成就

文学

文学特色

作品风格关键词:绘影绘形,有写意传神、形神兼备之妙。"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王维以清新淡远,自然脱俗的风格,创造出一种“诗中有画,画中有诗”“诗中有禅”的意境,在诗坛树起了一面不倒的旗帜。

诗如画卷,美不胜收

苏轼曾说:“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东坡志林》)。王维多才多艺,他把绘画的精髓带进诗歌的天地,以灵性的语言,生花的妙笔为我们描绘出一幅幅或浪漫、或空灵、或淡远的传神之作。他的山水诗关于着色取势,如“漠漠水田飞白鹭,阴阴夏木啭黄鹂”(《积雨辋川庄作》)“雨中草色绿堪染,水上桃花红欲燃。”(《辋川别业》)“白水明田外,碧峰出山后”(《新晴野望》)王维的山水诗关于结构画面,使其层次丰富,远近相宣,乃至动静相兼,声色俱佳,更多一层动感和音乐美,如“松含风里声,花对池中影”(《林园即事寄舍弟》)“万壑树参天,千山响杜鹃。山中一夜雨,树杪百重泉。”(《送梓州李使君》“郡邑浮前浦,波澜动远空。”(汉江临眺)“草间蛩响临秋急,山里蝉声落暮悲。(《早秋山中作》)又如《山居秋暝》: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随意春芳歇,王孙自可留。有远景近景,仰视俯视,冷色暖色,人声水声,把绘画美、音乐美与诗歌美充分地结合起来。王诗的画境,具有清淡静谧的人性特征。如《竹里馆》: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幽静的竹林,皎洁的月光,让诗人不禁豪气大发,仰天长啸,一吐胸中郁闷。而千思万绪,竟只有明月相知。

神韵的淡远,是王维诗中画境的灵魂。《鹿柴》云:“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返景入深林,复照青苔上。”诗中着意描写了作者独处于空山深林,看到一束夕阳的斜晖,透过密林的空隙,洒在林中的青苔上,在博大纷繁的自然景物中,诗人捕捉到最引人入胜的一瞬间,有简淡的笔墨,细致入微地给出一幅寂静幽清的画卷,意趣悠远,令人神往。

情景交融,浑然天成

王维山水诗写景如画,在写景的同时,不少诗作也饱含浓情。王维的很多山水诗充满了浓厚的乡土气息和生活情趣,表现自己的闲适生活和恬静心情。如《田园乐七首》其六曰:“桃红复言宿雨,柳绿更带青烟。花落家僮未扫,莺啼山客犹眠。”《辋川闲居赠裴秀才迪》曰:“寒山转苍翠, 秋水日潺湲。倚杖柴门外,临风听暮蝉。渡头余落日,墟里上孤烟。复值接舆醉,狂歌五柳前。”在优美的景色和浓厚的田园气氛中抒发自己冲淡闲散的心情。还有如《渭川田家》:“ 斜光照墟落,穷巷牛羊归。野老念牧童,倚杖候荆扉。雉雊麦苗秀,蚕眠桑叶稀。田夫荷锄至,相见语依依。即此羡闲逸, 怅然吟《式微》。”从细微处入笔,捕捉典型情节,抒发无限深情。

王维写情还多言及相思别离和朋友间的关怀,慰勉之情。在《淇上别赵仙舟》一诗中写道:相逢方一笑,相送还成泣。祖帐已伤离,荒城复愁入。天寒远山净,日暮长河急。解缆君已遥,望君犹伫立。浓郁深情,扦面而至。

王维诗歌中借景寓情,以景衬情的手法,使他写景饶有余味,抒情含蓄不露。如《临高台送黎拾遗》:“相送临高台,川原杳何极。日暮飞鸟还,行人去不息。”写离情却无一语言情而只摹景物。《送杨长史赴果州》:“鸟道一千里,猿啼十二时。”既是景语,也是情名,将道路的荒凉之景与行者的凄楚之情融为一体,自然、含蓄而又回味深长。

在王维的诗歌中,有不少采用了直抒胸臆的表达方式,而且往往显得自然流畅,蕴藉含蓄。比如《送元二使安西》: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关怀体贴之情溢于言表。

王维写情之处妙处还在于对现实情景平易通俗的描写中,蕴含深沉婉约的绵绵情思。其《相思》一篇,托小小红豆,咏相思情愫,堪称陶醉千古相思的经典之作。

王维写情,又多隐喻比兴。如《杂诗二首》:家住孟津河,门对孟津口。常有江南船,寄书家中否。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来日绮窗前,寒梅著花未。已见寒梅发,复闻啼鸟声。心心视春草,畏向阶前生。全篇不著“相思”二字,看似信手拈来,实则句句意深。藉“寒梅”、“春草”喻意,相思之情跃然纸上。

诗渗禅意,流动空灵

与上述相反,王维又有很多诗清冷幽邃,远离尘世,无一点人间烟气,充满禅意,山水意境已超出一般平淡自然的美学,含义而进入一种宗教的境界,这正是王维佛学修养的必然体现。王维的生活的时代,佛教繁兴。士大夫学佛之风很盛。政治上的不如意,一生几度隐居,使王维一心学佛,以求看空名利,摆脱烦恼。

有些诗尚有踪迹可求,如《过香积寺》云:不知香积寺,数里入云峰。

薄暮空潭曲,安禅制毒龙。”有些诗显得更空灵,不用禅语,时得禅理。有如羚羊挂角,无迹可求。如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偶然值林叟,谈笑无还期(《终南别业》) 松风吹解带,山月照弹琴。君问穷通理,渔歌入浦深(《酬张少府》)充满一派亲近自然,身与物化,随缘任运的禅机。

又如: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返景入深林,复照青苔上(《鹿柴》) ;木末芙蓉花,山中发红萼,涧户寂无人,纷纷开且落。(《辛夷坞》);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月出惊山鸟,时鸣春涧中。(《鸟鸣涧》) 一切都是寂静无为的,虚幻无常,没有目的,没有意识,没有生的喜悦,没有死的悲哀,但一切又都是不朽的,永恒的,还像胡应麟《诗薮》和姚周星《唐诗快》所评:使人“读之身世两忘,万念皆寂,不谓声律之中,有此妙诠”。

山水田园诗

王维的大多数诗都是山水田园之作,在描绘自然美景的同时,流露出闲居生活中闲逸萧散的情趣。王维的写景诗篇,常用五律和五绝的形式,篇幅短小,语言精美,音节较为舒缓,用以表现幽静的山水和诗人恬适的心情,尤为相宜。王维从中年以后日益消沉,在佛理和山水中寻求寄托,他自称“一 悟寂为乐,此生闲有余”(《饭覆釜山僧》)。这种心情充分反映于他的诗歌创作之中。过去时代不少人推崇王维此类诗歌,一方面固然由于它们具有颇高的艺术技巧,一方面也由于对其中体现的闲情逸致和消极思想产生共鸣。

明代胡应麟称王维五绝“却入禅宗”,又说《鸟鸣涧》、《辛夷坞》二诗,“读之身世两忘,万念皆寂”(《诗薮》),便是一个明证。雪景 传为王维作,王维其他题材的作品,如送别、纪行之类的诗中,也经常出现写景佳句,如“远树带行客,孤城当落晖”(《送綦毋潜落第还乡》)、“山中一夜雨,树杪百重泉”(《送梓州李使君》)、“日落江湖白,潮来天地青”(《送邢桂州》)、“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使至塞上》)等,都是传诵不衰的名句。

边塞军旅诗

王维作品中以军旅和边塞生活为题材的《从军行》、《陇西行》、《燕支行》、《观猎》、《使至塞上》、《出塞作》等,都是壮阔飞动之作。《陇头吟》、《老将行》则抒发了将军有功不赏的悲哀,反映了封建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一个侧面。《观猎》生动地描写了打猎时的情景。《夷门歌》歌咏历史人物的侠义精神。《少年行》四首表现侠少的勇敢豪放,形象鲜明,笔墨酣畅。这些作品一般认为是王维早期所作。

还有一些诗歌,如贬官济州时所作《济上四贤咏》以及《寓言》、《不遇咏》和后期所作《偶然作》六首之五《赵女弹箜篌》,对于豪门贵族把持仕途、才士坎坷不遇的不合理现象表示愤慨,反映了开元、天宝时期封建政治的某些阴暗面。

《洛阳女儿行》、《西施咏》、《竹里馆》则以比兴手法,寄托了因贵贱不平而生的感慨和对权贵的讽刺。还有抒写妇女痛苦的《息夫人》《班婕妤》等,悲惋深沉,也具有一定的社会意义。

一些赠送亲友和描写日常生活的抒情小诗,如《送别》“山中相送罢”《临高台送黎拾遗》、《送元二使安西》、《送沈子福之江东》、《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相思》、《杂诗》“君自故乡来”等,千百年来传诵人口;《送元二使安西》、《相思》等在当时即播为乐曲,广为传唱。这些小诗都是五言或七言绝句,感情真挚,语言明朗自然,不用雕饰,具有淳朴深厚之美,可与李白、王昌龄的绝句比美,代表了盛唐绝句的最高成就。

部分诗作

《山居秋暝》

《送邢桂州》

《鸟鸣涧》

《使至塞上》

《竹里馆》

《辋川闲居赠裴秀才迪》

《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

《汉江临眺》

《送元二使安西》

《鹿柴》

《相思》

《终南别业》

《归嵩山作》

《终南山》

《过香积寺》

《送别》

《酬张少府》

《送梓州李使君》

《青溪》

《渭川田家》

《西施咏》

《送綦毋潜落第还乡》

《杂诗》

《辋川别业》

《送别》

《秋夜曲》

《从岐王过杨氏别业应教》

《和贾舍人早朝大明宫之作》

《积雨辋川庄作》

《送张五归山》

《早春行》

《洛阳女儿行》

《老将行》

《桃源行》

《奉和圣制从蓬莱向兴庆阁道中留春雨中春望之作应制》

绘画

北宋文学家苏轼曾说:“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东坡题跋·书摩诘蓝田烟雨图》)同一时期的殷璠在其著作《河岳英灵集》中评价王维之诗:“在泉成珠,著壁成绘。”

王维不但有卓越的文学才能,而且是出色的画家,还擅长音乐。深湛的艺术修养,对于自然的爱好和长期山林生活的经历,使他对自然美具有敏锐独特而细致入微的感受,因而他笔下的山水景物特别富有神韵,常常是略事渲染,便表现出深长悠远的意境,耐人玩味。他的诗取景状物,极有画意,色彩映衬鲜明而优美,写景动静结合,尤善于细致地表现自然界的光色和音响变化。例如“声喧乱石中,色静深松里”(《青溪》)“泉声咽危石,日色冷青松”(《过香积寺》)以及《鸟鸣涧》《鹿柴》《木兰柴》等诗,都有体物入微之作。并著有绘画理论著作《山水论》《山水诀》。

 9、李商隐编辑本段

     李商隐(约813年-约858年),字义山,号玉溪(谿)生,又号樊南生,祖籍怀州河内(今河南焦作沁阳),出生于郑州荥阳(今河南郑州荥阳市),晚唐著名诗人,和杜牧合称“小李杜”,与温庭筠合称为“温李”。李商隐是晚唐乃至整个唐代,为数不多的刻意追求诗美的诗人,他擅长诗歌写作,骈文文学价值也很高,其诗构思新奇,风格秾丽,尤其是一些爱情诗和无题诗写得缠绵悱恻,优美动人,广为传诵。

人物生平

早年生活

唐元和十一年(816年),李商隐三岁左右,随李嗣赴浙。不到十岁,李嗣去世。李商隐只得随母还乡,过着艰苦清贫的生活。在家中李商隐是长子,因此也就同时背负上了撑持门户的责任。李商隐在文章中提到自己在少年时期曾“佣书贩舂”,即为别人抄书挣钱,贴补家用。李商隐“五岁诵经书,七岁弄笔砚”,回乡后曾从一位精通五经和小学的堂叔受经习文,至十六岁,便因擅长古文而得名。此外,写得一手秀丽的工楷与一手好文章。

唐大和三年(829年),移家洛阳,结识白居易、令狐楚等前辈。令狐楚欣赏李商隐的文才,对其十分器重,让李商隐与其子令狐绹等交游,亲自授以今体(骈俪)章奏之学,并“岁给资装,令随计上都”。后又聘其入幕为巡官,曾先后随往郓州、太原等地。在这几年中,李商隐一面积极应试,一面努力学文,在科举上虽一再失败,但在写作上则完成了由散向骈的转变,此后他很少再写散文。

唐大和七年(833年),令狐楚调任京职,李商隐离太原返乡,此后,李商隐曾在王屋山学道二、三年,这对其思想与创作产生一定影响。

开成二年(837年),经过长期刻苦学习并由于令狐绹的延誉,李商隐得中进士。

应举之路

文宗开成二年(837年),李商隐考取了进士。在此之前,他已经失败过多次。李商隐初次应举的年份难以考证,有人相信甚至在10年之前——即文宗太和二年(828年)——李商隐就开始了他漫长而艰苦的应举之路 [7]  。与大多数缺乏权势背景的考生一样,李商隐并不指望一举成功。他流传下来的诗文中没有提及当时的情形,这多少说明他对于初试的失败不是非常在意。然而,随着失败次数的增多,他渐渐开始不满。在《送从翁从东川弘农尚书幕》诗中,他将没有录取他的考官(太和七年)比喻成阻挠他成功的小人:“鸾皇期一举,燕雀不相饶。”

应举的失败不会让李商隐反省自己学识不足。早在太和四年,曾经与他一起游学的令狐绹就考中进士。这显然不是因为令狐绹的学识才华比李商隐优秀,而是由于他父亲令狐楚的影响力。权贵们互相提携,大量录取上流社会关系网中的考生,在唐代科举中是很普遍的现象。许多缺乏靠山的考生都会在考试之前就去刻意结交关系,或者想出种种办法引起考官及名流的注意。据李商隐自述,他在这方面是比较低调的(《与陶进士书》),但如果说他不曾对令狐楚寄予希望,可能性也不大。从李商隐在开成元年写给令狐绹的一封信中“尔来足下仕益达,仆固不动”之类的话,可以看出他的情绪已经相当烦躁了。而他于开成二年的中举,也正是令狐父子对当值考官施加影响的结果。

仕宦生涯

开成三年(838年)春,应博学宏辞试不取,在参与料理令狐楚的丧事后不久,李商隐应泾原节度使王茂元的聘请,去泾州(治今甘肃泾川县北)作了王的幕僚。王茂元对李商隐的才华非常欣赏,并将女儿嫁给了他。从李商隐后来的经历中可以看出,这桩婚姻将其拖入了牛李党争的政治漩涡。李商隐的尴尬处境在于:王茂元与李德裕交好,被视为“李党”的成员;而令狐楚父子属于“牛党”。因此,李商隐的行为就被很轻易地被解读为对刚刚去世的老师和恩主的背叛,并且很快就为此付出了代价。在唐代,取得进士资格一般并不会立即授予官职,还需要再通过由吏部举办的考试。

开成三年(838年)春天,李商隐参加授官考试,结果在复审中被除名。这件事对李商隐最直接的影响是使得他获得朝廷正式官职的时间推迟了一年。

开成四年(839年),李商隐再次参加授官考试,顺利通过,得到了秘书省校书郎的职位,不久,被调任弘农(今河南灵宝)县尉。虽然县尉与校书郎的品级差不多,但远离权力的中心,显然会使以后发展受到影响。李商隐在弘农任职期间很不顺利,因为替死囚减刑(“活狱”)而受到上司陕虢观察使孙简的责难,因而李商隐感到非常屈辱,难以忍受,最终以请长假的方式辞职(《任弘农尉献州刺史乞假归京》)。凑巧的是,在此前后孙简正好被调走,接任的姚合设法缓和了紧张的局面,在他的劝慰下,李商隐勉强留了下来。但他此刻显然已经没有心情继续工作,不久(开成五年,840年)就再次辞职并得到获准。

闲居时期

辞去了弘农县尉,武宗会昌二年(842年),李商隐以书判拔萃复入秘书省为正字,旋丁母忧居家。李商隐必须离职回家守孝三年。这意味着年届而立的李商隐不得不放弃跻身权力阶层的最好的机会。这次变故对李商隐政治生涯的打击是致命的。李商隐闲居在家的三年(会昌二年末至会昌四年末),是李德裕执政最辉煌的时期。错过了这个时期,随着不久之后武宗的去世,李德裕政治集团骤然失势,李商隐已经难以找到政治上的知音。

会昌三年(843年),李商隐的岳父王茂元在代表政府讨伐刘稹叛乱时病故武宗朝。王茂元生前没有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帮助李商隐的升迁,但他的去世无疑使李商隐的处境更加困难。

会昌四年(844年)暮春,自关中移家永乐。五年冬(845年),服阕入京,仍为秘省正字。这一次,他的职位(“正字”)品阶比之前的(“校书郎”)还低。即便如此,李商隐毕竟又有了一个新的发展起点。在唐代,大家普遍认为在京城里的任职会比外派的官员有更多的机会升迁,而李商隐所在的秘书省,又比较容易受到高层的关注。对李商隐而言,另一个好消息是,宰相李德裕获得了武宗充分的信任,这位精干的政治家几乎被授予全权处理朝政。李商隐积极支持李德裕的政治主张,他踌躇满志,有理由期待受到重用的机会。

李商隐在闲居的几年里处理了一些家庭的事务,其中最主要的一项工作,就是将一些亲属的墓葬迁回了故乡的家族墓园。这种维护家族荣誉的努力多少使他获得心理上的满足。从现存的部分诗文中可以看出,李商隐尽量调整自己的心态,淡化对政治生涯的兴趣和期待。他有时从事农耕,声称自己“渴然有农夫望岁之志”,模仿陶渊明的风格写作田园诗歌。不过,纷乱的时局始终吸引着李商隐的注意力。他有非常鲜明的政治倾向,几乎无法隐藏。

幕府游历

会昌五年(845年)十月,李商隐结束了守孝,重新回到秘书省。此时,武宗与宰相李德裕富有效率的合作关系已经到了晚期。次年三月,武宗去世,传言他是由于长期服用道士进献的长生药而中毒身亡。经过一系列的宫廷斗争,宣宗李忱即位,并反对武宗的大部分政策,尤其厌恶李德裕。因此,几乎整个会昌六年(846年),都持续新一轮政治清洗,曾经权倾一时的宰相李德裕及其支持者迅速被排挤出权力中心。在宣宗本人的支持下,以白敏中为首的牛党新势力逐渐占据了政府中的重要位置。

会昌六年(846年),李商隐在秘书省任正字。三十五岁的李商隐终于有了儿子(李衮师),他的堂弟李羲叟也在这一年中了进士,这两个好消息大概只能让他兴奋一时。由于支持李德裕的政治纲领以及之前就被令狐绹等人视为背叛,他不大可能分享牛党的胜利。此时李商隐的职位几乎低得不值得在权力斗争中被排挤,他仍为仕途不得志而郁郁寡欢。

大中元年(847年),桂管观察使郑亚邀请李商隐往赴桂林任职。五月,李商隐同郑亚来到距京城大约5000里以外的南方。郑亚的这次南迁,是牛党清洗计划的一部分。李商隐愿意主动跟从一位被贬谪的官员,表明他同情李德裕一党。另一方面,也显示对自己的升迁不再抱有信心了。在桂林不到一年,郑亚就再次被贬官为循州刺史,李商隐也随之失去了工作。

大中二年秋(848年),李商隐回到长安。据说,他在穷困潦倒之际,写信给故友令狐绹(他已经进入权力的核心)请求帮助,但遭到拒绝,结果只能通过自己考试得到一个盩厔县尉的小职位。具有讽刺意味的是:10年之前,他正好也是一个相当的职位(弘农县尉)。李商隐担任盩厔尉时间不长,又被调回京城。此时,与大中元年他在秘书省的情形非常相似:低微的官职,渺茫的前途,落寞之余,期盼着出现变化。

大中三年九月(849年),李商隐得到武宁军节度使卢弘正的邀请,前往徐州任职。卢弘正是一位有能力的官员,对李商隐也非常欣赏。如果他的仕途顺利,李商隐可能还有最后一次机会。然而不巧的是,李商隐追随卢弘正仅仅一年多后,后者就于大中五年春天病故。这样,李商隐不得不再一次另谋生路。

夕阳晚景

大中五年(851年),李商隐的妻子王氏在春夏间病逝。从李商隐的诗文上看,他和王氏的感情非常好。这位出身于富贵家庭的女性,多年来一直尽心照料家庭,支持丈夫。由于李商隐多年在外游历,夫妻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聚少离多,李商隐对于妻子是有一份歉疚的心意;而李商隐仕途上的坎坷,无疑增强了这份歉疚的感情。

大中五年(851年)年秋天,被任命为西川节度使的柳仲郢向李商隐发出了邀请,希望他能随自己去西南边境的四川任职。李商隐接受了参军的职位,在简单地安排了家里的事情之后,李商隐于十一月入川赴职。在四川的梓州幕府生活的四年间,大部分时间李商隐都郁郁寡欢。他曾一度对佛教发生了很大的兴趣,与当地的僧人交往,并捐钱刊印佛经,甚至想过出家为僧。梓幕生活是李商隐宦游生涯中最平淡稳定的时期,李商隐已经再也无心无力去追求仕途的成功。

大中九年(855年),柳仲郢被调回京城任职。出于照顾,他给李商隐安排了一个盐铁推官的职位,虽然品阶低,待遇却比较丰厚。李商隐在这个职位上工作了两到三年,罢职后回到故乡闲居。

李商隐因处于牛李党争的夹缝之中,一生很不得志,抑郁寡欢,唐宣宗大中末年(约858年),李商隐在郑州病故。

文学成就

成就综述

李商隐的诗歌流传下来的约600首,其中以直接方式触及时政题材的占了相当比重。李商隐的咏史诗有很高的成就。它们绝不是“发思古之幽情”的无病呻吟,也不同于前人那些托古以述怀的诗篇,而是着眼于借鉴历史的经验教训来指陈政事、讥评时世加以补充发挥,使咏史成为政治诗的一种特殊形式。无题诗是李商隐独具一格的创造。它们大多以男女爱情相思为题材,意境要眇,情思宛转,辞藻精丽,声调和美且能疏密相间,读来令人回肠荡气。幼年的环境和所受的教育使李商隐的世界观基本上属于儒家体系,其人生态度是积极入世、渴望有所作为的。同时,他颇能独立思考,很早便对“学道必求古,为文必有师法”的说教不以为然,甚至萌生出“孔氏于道德仁义外有何物”这样大胆的想法。在诗歌创作上,他起初醉心于李贺奇崛幽峭的风格和南朝轻倩流丽的诗体,曾仿照它们写了许多歌唱爱情的诗篇,如《燕台》、《河阳》、《河内》等。待屡次下第和被人谮毁的遭际向他显示了人生道路的崎岖不平,他的诗便开始表现出愤懑不平之气和对社会的某些批判。大和末,甘露之变以血淋淋的现实打开他的眼界,使他在思想上和创作上都大进一步。这时他写的《有感二首》、《重有感》等诗,批判腐朽政治已相当深刻有力。

诗歌类型

咏史诗

作为一个关心政治的知识分子,李商隐写了大量这方面的诗歌,留存下来的约有一百首左右。其中《韩碑》、《行次西郊作一百韵》、《随师东》、《有感二首》等,是其中比较重要的作品。李商隐早期的政治诗指陈时局,语气严厉悲愤,又含有自我期许的意味,很能反应他当时的心态。在关于政治和社会内容的诗歌中,借用历史题材反映对当代社会的意见,是李商隐此类诗歌的一个特色。《富平少侯》、《北齐二首》、《茂陵》等,就是其中的代表。

李商隐的诗歌创作,开始时醉心于李贺那种奇崛幽峭的风格和南朝清倩流丽的诗体,他有意加以仿效而写了许多歌唱爱情的诗篇。但大和九年(835年)的“甘露之变”,使他目睹了朝官大量被杀、宦官擅权的血淋淋的黑暗政局,思想和创作都发生了转变,写下了不少批判黑暗现实的政治诗。如表达了自己对时局的看法,愤怒声讨了宦官的罪行,称颂了敢于反对宦官专权的将领,热切盼望铲除宦官、恢复皇帝的权力的《重有感》。又如有意效法杜甫《北征》的长篇政治诗《行次西郊一百韵》。

李商隐的政治诗又多半以借古讽今的咏史诗出现。如《咏史》批判了统治者的荒淫、愚昧和无能。《隋宫二首》其一,意在提醒晚唐统治者要接受前车之鉴。又如《马嵬二首》其二,对唐玄宗为皇帝而弄得众叛亲离,连自己的宠妃也保不住的可悲结局进行了辛辣的讽刺和嘲弄。含蓄深沉,意在言外。《贾生》深寓作者对晚唐统治者佞佛信道以求长生,而不恤国事的讽刺和自身怀才不遇的感慨。又如《瑶池》借周穆王讽刺唐代皇帝们求仙,《随师东》借古事影射朝廷东伐李同捷。

李商隐咏史诗的成功之处,在于注意构思的凝练、取材的精当,巧妙地将历史与现实融合在一起,或用假想之辞创作出带有虚构色彩的场景,突破史实局限,更深刻地揭示讽刺对象的本质;或抓住具有典型意义的细节或微物,深入开掘,使之具有更高的概括性和典型性。与此同时,将自己的感情和议论自然地寓含在鲜明的形象之中,具有浓郁的抒情色彩和深长的情韵,达到寓意的深刻性与形象的鲜明性、情昧的隽永和谐统一,增强了咏史诗的艺术表现力。

咏物诗

李商隐一生仕途坎坷,心中的抱负无法得到实现,于是就通过诗歌来排遣心中的郁闷和不安。《安定城楼》、《春日寄怀》、《乐游原》、《杜工部蜀中离席》是流传得较广的几首。值得注意的是,这类内容的作品中许多七言律诗被认为是杜甫诗风的重要继承者。

无题诗

李商隐的爱情诗在中国古典诗歌中独具特色。其中一部分表现他与妻子王氏的伉俪情深,代表作为《夜雨寄北》,此诗通过对巴山夜雨秋景的描写,表现了诗人客居异乡之寂寞和对妻子的深切思念之情。结婚不到12年,李商隐的妻子就死了。他的悼亡追忆之作,如《正月崇让宅》、《悼伤后赴东蜀辟至散关遇雪》,无家而作有家之想,血泪写成,令人不忍卒读。

包括大多数无题诗在内的吟咏内心感情的作品是李商隐诗歌中最富有特色的部分,也获得了后世最多的关注。《锦瑟》、《燕台诗》、《碧城三首》、《重过圣女祠》等,保持了与无题诗类似的风格。而《柳枝五首》、《夜雨寄北》、《悼伤后赴东蜀辟至散关遇雪》等,则反映出李商隐感情诗另一种风格的意境。

李商隐以无题为名的爱情诗,最为人所传诵,但他的无题诗具有“朦胧”的特点,旨意隐秘。这些以无题为名的爱情诗,包括以《无题》为题的十五首,和以句首二字为题的“准无题”诗近三十首。这些诗有的有所寄托,但大部分属于纯粹的情诗。李商隐的“准无题”诗也写得相当出色。如《锦瑟》此诗貌似咏物,实则咏怀。它隐去了平生所历具体之事,以锦瑟起兴,充分运用了比兴、象征、典故等多种手法,将自己满腔的忧伤、郁愤之情,形象而又婉曲地表达出来。

李商隐以无题诗著名。根据《李商隐诗歌集解》里所收诗歌的统计,基本可以确认诗人写作时即以《无题》命名的共有15首,另有5首在通行的诗集中经常被标为“无题”的(五律“幽人不倦赏”、七绝“长眉画了”、“寿阳公主”、“待得郎来”、“户外重阴”),经冯浩、纪昀等人考订,认为多半是由于版本问题而产生的原题丢失情况,并非真正的无题诗。

有些研究者(如杨柳)认为李商隐诗集中部分有题目的诗也应该属于无题诗一类,理由是这些诗的题目往往是从诗的首句中取前几字为题(如《昨日》、《日射》等),或者诗题与内容本身毫无联系(如《为有》、《一片》等)。但如果以这样的标准来看,李商隐诗集中可以归入无题诗的就有近百首之多。所以此说并没有得到多数人的支持。

冯浩在《玉溪生诗集笺注》总结了前人关于无题诗的笺注工作,从中可以看出诸家观点之大不同:“自来解无题诸诗者,或谓其皆属寓言,或谓其尽赋本事。各持偏见,互持莫决。余细读全集,乃至实有寄托者多,直做艳情者少,夹在不分,令人迷乱耳。”

应酬唱和诗

在李商隐用于交际的诗作中,写给令狐绹的几首(《酬别令狐补阙》、《寄令狐郎中》、《酬令狐郎中见寄》、《寄令狐学士》、《梦令狐学士》、《令狐舍人说昨夜西掖玩月因戏赠》)特别引人注意,为解释他与令狐绹的关系提供了直接的证据。李诗广纳前人所长,承杜甫七律的沉郁顿挫,融齐梁诗的华丽浓艳,学李贺诗的鬼异幻想,形成了他深情、缠绵、绮丽、精巧的风格。李诗还善于用典,借助恰当的历史类比,使隐秘难言的意思得以表达。李商隐《东还》诗脍炙人口,赏读该诗,可看出李商隐所表露归去寻师学仙只是一句托辞,所谓学道不过借此疏解自己内心不平与感叹自己命运的不幸,更有面对朝政种种荒淫无道的愤慨以及对正一步步走向衰败的唐王朝的哀叹。

骈体文

李商隐的写作,除诗歌以外的成就被论及得较少。事实上,他是晚唐时期最重要骈体文作家之一。这种文体注重文辞的对偶,并使用大量典故,广泛使用在唐代官方文件中。李商隐在令狐楚的培养下,成了一位骈体文的专家,为许多官员代笔起草过奏折、书信等文书。《旧唐书·文苑传》说李商隐“尤善为诔奠之辞”。由于当时章奏中使用的骈体文,要求词藻华丽,又要表述准确,因此对于用典的要求很高。而擅长写作骈体文的李商隐,养成了用典的习惯,因此被认为这是他的诗歌中喜欢用典的原因。

李商隐曾将其骈体文作品编订为《樊南甲集》、《樊南乙集》各20卷共832篇,今已不存。根据《新唐书·艺文志》、《宋史·艺文志》的记载,李商隐的文集,除了自编两集,还有另外一些。但前述这些文集,都没有流传下来。

范文澜在《中国通史简编》中对李商隐的骈体文评价很高,认为只要《樊南文集》存留,唐代的骈体文就算全部遗失也不可惜。

诗歌特点

李商隐的诗歌能在晚唐独树一帜,在于他心灵善感,一往情深,用很多作品来表现晚唐士人伤感哀苦的情绪,以及他对爱情的执著,开创了诗歌的新风格、新境界。其诗构思新奇,风格秾丽,尤其是一些爱情诗与无题诗写得缠绵悱恻,为人传诵。此外李商隐将含蓄、朦胧的表现手法运用到了极致,但部分诗歌过于隐晦迷离,难于索解,至有“诗家总爱西昆好,独恨无人作郑笺”之说。

李商隐诗歌成就最高的是近体诗,尤其是七言律绝。他是继杜甫之后,唐代七律发展史上的第二座里程碑。

李商隐继承了杜甫七律锤炼谨严、沉郁顿挫的特色,又融合了齐梁诗的浓艳色彩、李贺诗的幻想象征手法,形成了深情绵邈、绮丽精工的独特风格。如《重过圣女祠》借爱情遇合,于写景中融合比兴象征,寄寓困顿失意的身世之感;《春雨》将李贺古体诗的奇艳移入律诗,语言绮丽而对仗工整,音律圆美婉转,意象极美。但他的诗中因爱用僻典,诗的整体意旨往往隐晦。其次,李商隐将人生慨叹的抒写向更深细隐晦方面发展,善于用艳丽精工的艺术形式表达惆怅落寞的情绪,诗中充满了迷茫与悲凉的体验,作品深婉精丽、韵味深厚,“近而不浮,远而不尽”,富有象征暗示色彩,有一种朦胧美。如《锦瑟》,关于其诗意,历来众说纷纭:有悼亡说、寄托说、恋情说、听瑟曲说、编集自序说、自伤身世说等多种解释,表达幽微深远,具有朦胧美。再次,他的诗歌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其心灵的象征,是一种纯属主观的生命体验的表现。李商隐的七绝如《宿骆氏亭寄怀崔雍崔衮》、《夜雨寄北》、《夕阳楼》等,较多抒写身世之感,感情细腻,意境婉约,诗中贯穿着身世和时世的悲感,具有沉痛凄切的抑郁情调和忧伤美,在艺术上更是细美忧约、沉博绝丽,在精工富丽的辞藻中,朦胧含蓄地表达自己的情思,成为伤感唯美文学的典型。

李商隐的诗歌有广泛的师承。他悲怆哀怨的情思和香草美人的寄托手法源于屈原,他诗歌意旨的遥深、归趣难求的风格与阮籍有相通之处。杜甫诗歌忧国忧民的精神、沉郁顿挫的风格,齐梁诗歌的精工艳丽以及李贺诗歌的幽约奇丽的象征手法和风格都影响了李商隐。李商隐的一些长篇古体,雄放奇崛又近于韩愈;他还有少数诗歌清新流丽、纯用白描,脱胎于六朝民歌。李商隐善熔百家于一炉,故能自成一家。

 10、李煜[yù]编辑本段

    李煜[yù](937年8月15日~978年8月13日),南唐元宗(即南唐中主)李璟第六子,初名从嘉,字重光,号钟隐、莲峰居士,生于金陵(今江苏南京),祖籍彭城(今江苏徐州铜山区),南唐最后一位国君。北宋建隆二年(961年),李煜继位,尊宋为正统,岁贡以保平安。开宝四年(971年)十月,宋太祖灭南汉,李煜去除唐号,改称“江南国主”。太平兴国三年(978年)七月七日,李煜死于汴京,追赠太师,追封吴王。

人物生平

早期经历

李煜,原名李从嘉,南唐中主李璟第六子,生于南唐升元元年(937年)七夕,初封安定郡公,累迁诸卫大将军、副元帅,封郑王。李煜善诗文、工书画,丰额骈齿、一目重瞳,因貌有奇表遭长兄太子李弘冀猜忌。李煜为避祸,醉心经籍、不问政事,自号“钟隐”、“钟峰隐者”、“莲峰居士”,以表明自己志在山水,无意争位。

显德六年(959年),太子弘冀病逝,钟谟以李煜酷信佛教、懦弱少德,上疏请立纪国公李从善为太子。李璟大怒,流放钟谟至饶州,封李煜为吴王,以尚书令参与政事,入住东宫。北宋建隆二年(961年),李璟迁都洪州(今南昌),立李煜为太子监国,留守金陵(今南京)。

登基为帝

建隆二年(961年)六月,李璟病逝,李煜在金陵登基,更名为李煜,尊母亲钟氏为圣尊后,立妃周氏为皇后(大周后),封诸弟为王;并派中书侍郎冯延鲁入宋进贡,上表(《即位上宋太祖表》)陈述南唐变故。宋太祖回赐诏书,派人前往南唐吊祭、恭贺李煜袭位。九月,宋昭宪太后病逝,李煜遣户部侍郎韩熙载、太府卿田霖入朝纳贡。十二月,李煜设置龙翔军,教练水军。

奉宋正朔

建隆三年(962年)三月,泉州清源军节度使留从效病发身亡,其子留绍镃袭称留后,李煜降诏追赠留从效为太尉、灵州大都督;四月,泉州部将陈洪进以留绍镃勾结吴越,解送其家族至金陵,推举张汉思为清源留后。六月,李煜遣客省使翟如璧入贡北宋,宋太祖释放南唐降卒千人。十一月,遣水部郎中顾彝入汴京进贡。

乾德元年(963年)四月,泉州副使陈洪进废张汉思,自称留后,李煜就以陈洪进为节度使,以维持泉州对南唐的隶属关系。七月,李煜奉诏入京面见宋太祖。十二月,李煜上表宋廷,请求罢除诏书的不名之礼(李煜继位后,尊奉宋廷,故宋对南唐的诏书不直呼李煜的名讳),改为直呼姓名,未得许可。乾德二年(964年),任韩熙载为中书侍郎、勤政殿学士,主持贡举;又命徐铉主持复试。三月,颁布铁钱。九月,封长子李仲寓为清源公,次子李仲宣为宣城公。十月,仲宣卒,皇后(大周后)感伤而逝,李煜撰《昭惠周后诔》。十一月,太祖遣作坊副使魏丕吊祭,李煜亦遣使入宋,献银二万两、金银龙凤茶酒器数百件。

乾德三年(965年)九月,母亲钟氏去世;十月,太祖遣染院使李光图吊祭。乾德四年(966年)八月,李煜遣龚慎仪持诏书出使南汉,相约臣服宋朝,龚慎仪至南汉,被扣留。乾德五年(967年)春,李煜命两省侍郎、给事中、中书舍人、集贤勤政殿学士值班光政殿,咨问国事,每至深夜。开宝元年(968年),境内大旱,宋太祖赐米麦十万石。十一月,立周氏为皇后(小周后)。

降制示尊

开宝四年(971年)十月,宋太祖灭南汉,屯兵汉阳,李煜非常恐惧,去除唐号,改称“江南国主”,并遣其弟郑王李从善朝贡,上表奏请罢除诏书不直呼姓名的礼遇,太祖同意,但扣留李从善。同年,有商人告密,宋军于荆南建造战舰千艘,请求派人秘密焚烧北宋战船,李煜惧怕惹祸,没有批复。时国家形势紧迫,李煜忧心似焚,每天与臣下设宴酣饮,忧愁悲歌不已。

开宝五年(972年)正月,李煜下令贬损仪制:下“诏”改称“教”;改中书、门下省为左、右内史府,尚书省改为司会府,御史台改为司宪府,翰林改为文馆,枢密院改为光政院;降诸“王”为“公”,避讳宋朝,以示尊崇。元宗时,虽臣服后周,但金陵台殿皆设鸱吻(殿脊的兽头);乾德年间,宋朝使者到来,李煜就撤去,使者走后再复原;至此,遂撤去一应器物,不再使用。太祖晋封李从善为泰宁军节度使,并在汴阳坊赏赐宅院,暗示李煜入京降宋;李煜遣户部尚书冯延鲁为李从善所受封赐道谢,冯延鲁入汴京,因病未能朝见宋太祖而返。

开宝六年(973年)夏,太祖遣翰林院学士卢多逊出使南唐,李煜上表愿接受北宋册封爵位,被拒。十月,内史舍人潘佑感于国运衰弱,上书极言劝谏李平为尚书令,徐铉、张洎进言“李平妖言惑众,煽动潘佑犯上”,李煜遣人收捕,潘佑在家中自杀,李平亦自缢狱中。

国破人亡

开宝七年(974年),李煜上表求放李从善归国,宋太祖不许。秋,宋太祖先后派梁迥、李穆出使南唐,以祭天为由,诏李煜入京,李煜托病不从,回复“臣侍奉大朝,希望得以保全宗庙,想不到竟会这样,事既至此,唯死而已”。太祖闻信,即遣颖州团练使曹翰兵出江陵,又命宣徽南院使曹彬等随后出师,水陆并进;李煜亦筑城聚粮,大举备战。闰十月,宋军攻下池州,李煜下令全城戒严,并停止沿用北宋年号,改为干支纪年。时吴越乘机进犯常州、润州,李煜遣使质问,说以唇亡齿寒之理,吴越王不答,转送李煜书信至宋廷。北宋攻陷芜湖和雄远军,沿采石矶搭建浮桥,渡江南进。李煜招募兵卒,委任皇甫继勋统领兵马,全力御敌,因强弱悬殊,兵败如山,内殿传诏徐元瑀、刁衎阻隔战败消息,宋屯兵金陵城南十里,李煜尚不知情。

开宝八年(975年)二月,宋师攻克金陵关城。三月,吴越进逼常州,诛杀皇甫继勋,权知州事禹万诚献城投降。六月,宋与吴越会师,进发润州,留后刘澄投降。洪州节度使朱令赟率兵十五万前往救援,行至皖口,遭遇宋军。朱令赟下令焚烧宋船,不料北风大作,反而烧至自身,朱令赟与战櫂都虞候王晖皆被擒(皖口之战)。外援既灭,北宋尽围金陵,昼夜攻城,金陵米粮匮乏,死者不可胜数。李煜两次派遣徐铉出使北宋,进奉大批钱物,求宋缓兵,太祖答以“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十二月,金陵失守,守将呙彦、马承信,马承俊等力战而死,右内史侍郎陈乔自缢,李煜奉表投降,南唐灭亡。

开宝九年(976年)正月,李煜被俘送到京师,宋太祖封为违命侯,拜左(一说右)千牛卫将军。 [46-47]  同年,宋太宗即位,改封李煜为陇西公。

太平兴国三年(978年)七夕,李煜死于北宋京师,时年四十二岁整(李煜亦生于七夕),北宋赠为太师,追封吴王,葬洛阳北邙山。

主要成就

文学成就

李煜多才多艺,工书善画,能诗擅词,通音晓律,尤以词的成就为最大。李煜的词,存世共有三十余首,在内容上,可以亡国降宋为界分为前后两期:前期词主要反映宫廷生活和男女情爱,风格绮丽柔靡,虽不脱花间派习气,但在人物、场景的描写上较花间词人有较大的艺术概括力量,在部分词里也流露出了沉重的哀愁(如《清平乐·别来春半》);后期词反映亡国之痛,哀婉凄凉,意境深远,极富艺术感染力。李煜在词史上的地位,更多地决定于其词的艺术成就,李煜对词的发展主要有四方面贡献:

①扩大了词的表现领域。

    在李煜之前,词以艳情为主,即使寄寓抱负也大都用比兴手法,隐而不露,而李煜词中多数作品则直抒胸臆,倾吐身世家国之感,情真语挚,使词摆脱了长期在花间尊前曼声吟唱中所形成的传统风格,成为诗人们可以多方面言怀述志的新诗体,艺术手法上对后来豪放派词有影响。

②词境优美,感情纯真,因纯情而缺少理性节制。

    南唐亡国后,李煜被俘入宋,“日夕以泪洗面”,李煜直悟人生苦难无常之悲哀,真正用血泪写出了亡国破家的凄凉和悔恨;并把自身所经历的惨痛遭遇泛化,获得一种广泛的形态与意义,通向对于宇宙人生悲剧性的体验与审视,所以其言情的深广超过其他南唐词人。

③语言自然、精炼而又富有表现力,具有较高的概括性。

    李煜善于用白描的手法抒写他的生活感受,用贴切的比喻将抽象的感情形象化,往往通过具体可感的个性形象来反映现实生活中具有一般意义的某种境界,不镂金错彩,而文采动人;不隐约其词,却又情味隽永;形成既清新流丽又婉曲深致的艺术特色。

④在风格上有独创性。

    花间词和南唐词,一般以委婉密丽见长,而李煜则出之以疏宕,如《玉楼春》的“豪宕”、《乌夜啼》的“濡染大笔”、《浪淘沙》的“雄奇幽怨,乃兼二雄”、(《虞美人》的“自然奔放”  ,兼有刚柔之美,在晚唐五代词中别树一帜。

书画艺术

李煜不仅擅长诗词,在书画方面也颇有造诣。李煜曾考证过拨镫法的渊源,并总结为“擫押、钩、揭、抵、拒、导、送”八种技艺。李煜擅长行书,多以颤笔行文,线条遒劲,有如寒松霜竹,世称“金错刀”;又喜写大字,以卷帛为笔,挥洒如意,世称“撮襟书”。李煜曾出示南唐秘府所藏的书法作品,命徐铉刻成《升元帖》,周密评为“法帖之祖”。

画作上,李煜的竹,一一钩勒而成,自根至梢极小,很有特点,被称为“铁钩锁”。他所绘的林石、飞鸟,也都意境高远,远超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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